土目的孩子尽管只有两三岁，也必须对他表示尊重，称其为“官少爷”。
像是有学者在乡村作调查时，常常听人谈起水西有四十八土目，此可与文献相印证。
《明史》称:“初，安氏世居水西，管苗民四十八族。”王阳明亦云:“安氏之职，四十八支，更迭而为。”
不过四十八是一个概数还是确数，大家可能有所疑问，就是水西真有四十八目吗，这点在万历年间贵州巡按杨鹤曾清查“四十八支头目管辖土地以及人民贡赋钱粮之入”，所以据此四十八应该是一个确数。
包括《广舆记》与《黔南识略》甚至详细列举出了四十八目的名称。
彝书似乎没有“四十八目”这样的提法，但《西南彝志》记载了水西土目分封的过程，从妥阿哲幼子阿哲琪任土目开始，到鲁铺布局君长封布局珐舍为土目止，刚好产生了四十八目。
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每一代君长都会赐封土目。
乌撒分为四大部、二十四小部，共有土目三十二位。
以上讨论表明，土目(峨)系君长所封，获此身份相当不易。
改土归流后，君长不复存在，而清廷在制度上、法律上并没有承认黔西北的土目。
乾隆初年贵州布使陈惪荣称:伏查威宁系前明盐仓土府旧治，其土目乃土府之枝派，归化已久，并无印信号纸，只不过如民间之大户耳，但各有分管地方。
没有任何官方凭证，犹如民间之大户，可见在制度上并无土目之设。
《威宁县志》亦称“我邑向有土目数十家……均无所谓袭荫公文。”
土目显然并非朝廷或官府所封，他们的来源是对习惯的延续，系“自封”，乾隆前期的贵州巡抚爱必达对此有清楚的论述:
今之自谓土目者，皆安氏后裔也。……均系报亩入册，与齐民等，无所谓土司，亦无所谓土目也。
其支庶错居府属者，沿其夷俗，凡其祖报垦之田土，悉归长子承受，名曰“土目”;其或以私积别置田产者，亦概谓之土目。
土目多安姓，大约田多而佃户众者，即称土目，非官设也。
虽然官方不承认土目，但它作为一个曾经代表着权力与财富的名称，依然深入人心，有田土的权势者大都愿意自己戴上这一顶耀眼的光环。
从前严格的、规范化的土目产生程序已经荡然无存。
甚至许多并非土司后裔的权势者同样自称或被他人称作土目，爱必达的描述对此已有所暗示。
在田野调查中，赫章县雉街彝族、苗族自治乡发达村的陈朝龙、陈朝华先生说过，许多土目并非官府所封，而是自己“呼”的，他们家族中有一个哥子，家大财大，同村或其它村的人都说:“哎呀，你也象土目一样了。”结果人人喊他陈土目，他也就同土目差不多了。
两位老人讲的虽是民国三十年代的事情，但或许也能反映出清代的情况。
权势者对土目这一名称的追求以及获得这一称号的随意性，导致了土目数量的扩张。
据府志，府亲辖地、水城厅、平远州、黔西州的土目数分别为48、30、11、3，共计92家，而明代这些地区仅有42位土目。
威宁州(原乌撒地区)共计57位土目，远远超过了明代的32位。
到了1940年代后期，黔西县仅沙窝区便有土目8家，比道光时期全州的土目数还要多。
至于基层社会中的土目的话，因为清王朝虽然废除了土司制度，但却无法立刻改变黔西北地区“夷多汉少”的局面。
平定之初，除了城中数以千计的驻兵之外，广袤的山箐中居住着人口众多的原住民，只有城市附近寥寥落落地分布着几十家流民。
后来移民不断涌入，极大改变了黔西北的人口构成状况，但原住民的数量依然相当可观。
道光时期的方志编修者们的调查显示，大定府亲辖地虽然出现了众多的汉民大寨，但各种黑夷大寨、夷民大寨、革老大寨、仲民大寨、苗民大寨、羡民大寨、蔡民大寨、裸罗大寨、六额(子)大寨、侬民大寨、僰夷大寨仍然星罗棋布，其数量甚至超过了汉民大寨。
此外尚有少量的汉夷大寨、汉苗大寨、僰民黑夷大寨、羡民僰民大寨、汉夷苗寨、夷侬汉苗寨等，各种族类大聚居、小杂居，情况极为复杂。
《大定府志》虽然只记载了府亲辖地的族类分布状况，但其他州县的情形大概亦与之相似(原卫所地区除外)，而威宁州(原乌撒府)的汉文化相对落后，1954年后成为黔西北地区唯一的民族自治县，由此推测，清代威宁州的原住民在人口中似应占有更高的比例。
复杂的族类构成无疑使官员们头疼，在他们眼中，原住民所居之地“如鸟兽之巢穴，不可以近人”。
历史与文化的隔膜，使得对黔西北的施政较内地犹难。
朝廷未能迅速培植起一个忠于自己的基层力量(如绅士阶层)协助官府治理原住民，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只有借助既有的势力集团——土目。
这样，虽然在制度与法律上土目不被承认，但官府在事实上默许了他们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曾亲履黔西北的赵翼云:
贵州之水西倮人更甚，本朝初年已改流矣，而其四十八支子孙为头目如故。
凡有征徭，必使头目签派，辄顷刻集事。流官号令，不如头目之传呼也。
倮人见头目，答语必跪，进食必跪，甚至捧盥水亦跪。
头目或有事，但杀一鸡，沥血于酒，使各饮之，则生死惟命。余在贵西，尝讯安氏头目争田事。
左证皆其所属倮人，群奉头目所约，虽加以三木，无改语。至刑讯头目已吐实，诸倮犹目相视不敢言，转令头目谕之，乃定谳。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