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正一上任就颁布的这个政令，对世家而言，是一种透入骨髓的痛。
只要不是傻子就都心知肚明，只要不是遇到特大灾荒，每一亩土地每年能够为其主人提供一定的粮食收入，是一种可以无限循环增值的财产。
对于两郡的世家，这个政令，真还不如直接派兵到他们家中直接抄家来得更为痛快。法正的这种做法，不是在挖世家们的肉，而是在挖他们的骨髓。
而对于两郡的商户们来说，却是一种痛并快乐着的感觉。
为何有这种感觉呢？
原因就在这个政令的后面两条其中之一。
一直以来，两汉执行的都是重农轻商，这对稳定刚刚平定的天下而言，无疑是最为正确的决策。
但是，这种政策对于战乱时期，以及一个王朝发展到中后期的时候，就是很不利的。
司马迁《史记》中那篇货殖列传中，有这么一句话‘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
这就话的大意就是，农业无疑是本，但是，四民之业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缺了哪一个环节，都会对其他三民产生影响。
百姓们生活时，衣食的来源不可能单单只依靠农业，而是需要四业之民相互分工合作，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强国富民。
在后面，太史公举了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来论证自己的这个观点，那就是西周诸侯姜氏齐国的始祖姜太公在开始治理齐国的时候，就是采取的四业并举的举措，富国强民，战胜周边的蛮夷国家，使得齐国得以迅速稳定下来。
最开始的时候，姜太公的封地，不但是一片盐卤之地，极为不适于大力发展农业，而且，齐国也并不是一片祥和之地，其周边还有所谓东夷族存在，时时都在威胁着齐国的生存。
在法正颁布的新政令中，最后一条就与商人有着直接的关系。
政令大致内容如下：九江郡和庐江郡，下属各县商人，行商时，仍然需要向其当地政府缴纳其所运载货物十分之一的税款。
但是，这次所缴纳的税款，是一次性缴纳，一旦缴纳完毕，当地官府县丞或者是郡丞就会向商人开具完税证明，只要拿着这个完税证明，商人们就可以在刘备治下任何一处郡县任意通行，不必再向刘备治下其他各个地方官府缴纳任何赋税。
而商税收上来之后，在官府之间也要进行一次再分配。
具体如下，一县的商税由县丞专门负责征收，由郡五部督邮负责监督。而收上来的商税会被分成十份，在年末，各郡县到州治上计的时候，其中七成，会由上计吏将之押送到州治，直接向別驾或者刘备的长史缴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