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王府内。
满府缟素。
平东将军北海王司马寔，步兵校尉东莱王司马蕤，青州都督燕王司马机，以及新野王，齐王世子司马超，如今都聚在齐王府中。
满府缟素，自然也有清净之地的。
东莱王司马蕤是齐献王司马攸长子，也是齐王司马冏的长兄。
北海王司马寔，则是司马冏的三兄。
之所以最后齐王的位置给司马冏继承了，是因为不管是他的大兄，二兄还是三兄，都过继给其他无子宗王了。
譬如东莱王司马蕤就是出继叔父辽东王司马定国，封辽东王。太康四年，改封东莱王。
北海王司马寔继广汉殇王后，改封北海王。
至于已经不在人世的司马冏二兄司马赞，也是出继叔父广汉殇王司马广德。
到最后，反而是年纪比较小的司马冏变成最为年长，辈分最高的人，最后继承了齐王位置。
当然，这也是司马攸有意为之的。
在他诸多儿子之中，齐王司马冏是最为优秀的。
否则，他也不会将长子过继出去。
“诸位长辈，齐王已薨，天下势必大乱，如今留在洛阳可不是一件好事，万一陛下发疯了，老齐王的下场，便就在眼前。”新野王缓缓说道。
齐王司马冏的尸体，现在可就停在这府中啊！
“陛下既然已经将老齐王杀了，那便不会对其他人下手的，况且我东莱国山野之地，食邑少餐，不若留在洛阳为好。”
一边，北海王脸上露出犹豫之色，但还是轻轻点头。
“若是留在洛阳，那也是极好的。”
司马超脸上顿时露出着急之色。
“舅父，你国中食邑两万户，在封国之中潇洒如何不好？”
“这个...”
司马寔看了司马蕤一眼，最终还是没有说话。
一边的燕王冷哼一声，他可是知道其中细节的。
“齐献王的儿子，恐怕就只有司马冏一个是成事的，其他二人，不足道也。”
燕王倒有这种口气说这句话。
他司马机是文帝司马昭之子，继承了武帝弟弟清惠亭侯的爵位。
泰始元年，封燕王，食邑六千六百六十三户。
司马机之国，咸宁初征为步兵校尉，以渔阳郡益其国，加侍中之服。拜青州都督、镇东将军、假节，以北平、上谷、广宁郡一万三百三十七户增燕国为二万户。
与现在的司马蕤与司马寔不同，他是实权王侯。
燕国便是后世河北一带，也就是北京天津一带，在这个时候，那里可是有拓跋鲜卑，东部鲜卑横行的，燕国有兵，而且有强兵。
北海国与东莱国都在后世山东一地，齐鲁大地，自然说不上山野，但绝对不繁华就是了。
至于国中有兵，那就是更无稽之谈的事了。
况且，燕王的辈分，也比东莱王与北海王高一辈。
果然，被燕王一训斥，东莱王司马蕤与北海王司马寔顿时就不说话了。
他们之所以不想离开洛阳，当然是有原因的。
在这里，就得说一说西晋的宗王制度了。
曹魏时期实行“苛宗室”的政策，宗室诸王不仅封国小、地方穷、人口少，而且没有任何实际权力，甚至没有行动自由。
据史书记载，曹魏宗室诸王“游猎不得过三十里”，而且中央“设防辅、监国之官以伺察之。”
所以说，曹魏宗室诸王表面上是风光无比的王爷，实际上却形同囚徒，还要时时受到朝廷的督察。
这里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
有一次，陈思王曹植与白马王曹彪从洛阳返回封国。
兄弟二人因为很久不见，“同路东归，以叙隔阔之思，而监国使者不听”。
就是说，曹植和曹彪想借着一起走的这一点点时间，来叙一叙兄弟之。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要求，也被“监国使者”，即特务们拒绝了。
据说，曹植当时十分气愤，还特地写了一首诗，咒骂这些不通人的使者。
然而，曹植也只能骂骂而已，丝毫无济于事。
正是由于曹魏王朝“苛”诸王，所以“王侯皆思为布衣而不能”，就是说，曹魏的宗室诸王，人人都非常想做一个平民百姓，可是连这个愿望都无法实现。
西晋初年，朝臣们开始对历史进行反思，有许多人认为，曹魏之所以很轻易地就被取代，正是由于其实行的这种“苛宗室”的政策，认为是这个政策造成了诸王毫无力量，无法发挥拱卫中央的作用。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晋武帝司马炎“惩魏氏孤立之敝，故大封宗室”，前前后后大约封了几十个同姓诸侯王。
从理论上来说，西晋诸王所掌握的权力应该很大，因为要想宗室诸王具备藩卫中央的实力，就必须给他们以实权。
然而，理论毕竟只是理论，事实又是另外一回事。
因为一项政治制度的建立或者一项政策的调整，必然要受到其所处时代条件的限制。
什么叫时代条件的限制？
简单地打个比方，就是你不能要求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人们开宝马、坐奔驰，因为那个时代的交通工具只有马车和牛车。那么，西晋封国诸王的权力，要受到哪些时代条件的限制呢？
这个时代条件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从秦汉以来确立并得到巩固的**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更适合于当时的经济基础，这个制度在西晋的时候比较完善，不可能发生逆转，作为隶属于皇权的王侯封国，它所拥有的权力，必然要受制于**皇权。
第二个是，从东汉末年以来的长期战乱，严重地破坏了当时的社会经济，西晋虽然再次实现了全国的统一，但受到重创的社会经济却不是一时之间就能够恢复的。
最直接可以看到的就是人口。
晋朝最繁荣的当属太康年间，但是，太康元年的全国人口总共才只有1616万，和西汉末年2900多万相比，差距甚远。
如此一来，王国的规模和条件也必然要受到它的制约。
而且，根据规定，就是诸王所食之户，大部分的赋税收入也要归中央财政，诸王最后能到手的部分，大概是其中的三分之一。
以中山王司马睦为例，他的封国虽然一共有民户32000，但他却只能向其中的5200户收取赋税，就是这5200户的赋税收入，其中三分之二还要上交给西晋中央政府，他自己只能得到三分之一，也就是说，司马睦的实际赋税收入只有1400户。
燕王与北海王虽然有两万户，但最后税收也只有一千户而已。
更不用说是司马蕤食邑根本没有两万户，真正的食邑，其实数百户而已。
由此可见，诸王的财政权实际上很小，封国财政权的主体，仍然控制在中央政府的手中。
其次，在王国官吏的任用上，诸王在事实上也受到中央的限制。
西晋初年曾经许诸王“自选其文武官”。但事实上，这种“自选”始终要受到中央的严格监督，更不可能随心所。
梁王司马肜曾自选张蕃为王国的中大夫，但张蕃这人品行不好，又犯过法，结果司马肜就因为选人不当，被“有司”参奏了一本。作为惩罚，他被削夺了一个县的封地。
有鉴于此，那些稍微胆小的诸王，也就不敢或不愿自选官吏了。
齐献王司马攸的王国曾缺少一位长史，但是他却拒绝自选，还专门下了一道命令，说：“选官用人，这是中央政府的事，王国本来就不应该插手此事。”
琅邪王司马伷在被封为东莞郡王的时候，也曾极力推辞自选官吏的特权，希望由中央政府为自己的封国配备官吏。
随着这种况的益增多，诸王官属的任命权大概不久之后，就全部交还给了中央政府。
王国的军队全部由中央政府配备，也就是说王**队的指挥权，实际上仍掌握在中央政府的手中，诸王无权随意调动或指挥封国的军队。
由以上三点可知，西晋诸王无论财权、政权、军权，都要受到西晋王朝的严格限制和控制，因此，诸王封国不过只是**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下的一种特殊地方机构。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西晋诸王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都渴望留在京师洛阳，而不愿意到封国就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