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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篇24 反弹开始(1 / 2)

 边地的土豪们,他们在面对朝廷大政时,往往反应过激,并且易于采取一些暴烈的行动,粗糙莽撞,不讲方式方法,这实则是缺乏手段的一种表现。

而相比于边鄙那种刺刀见红的正面抗争,发生在大汉核心农耕道州地区的对抗,则要更聪明,更隐蔽,也更难缠。

毕竟,比起那些不通礼仪、不晓分寸的乡巴佬,如中原、河北、湖广、江南这些地区,汇集的可是大汉的权贵与贤达,再次也是乡绅名流,比起一般的土豪,他们才是与朝廷新政博弈的主力军。

不管是认知、影响,还是手中掌握的权力、实力,以及能够发挥调用的能量,都不是那些发生在边鄙的闹腾所能并论的。

而经过七年的试探、碰撞、纠缠过后,大汉帝国在土地问题上占有核心利益的勋贵、官僚、地主们,其应付手段也在岁月的流逝之下,不不断进化。

从最初的争议,到明里设阻、暗中对抗,再到钻法条漏洞,在保证人身依附的情况下完成名义上的分地到户,再到如今肆无忌惮隐瞒土地,这其中发生着的,就是中央与地方,国家与权贵之间的一个博弈过程。

但不管是过去还是当下,他们都没有直接的对抗,那是下策,过分了只会招致朝廷的凶狠打压。

而除此之外,他们有数不清的手段、办法,掌握知识、熟悉法条,甚至掌握法条解释权的他们,在维护自身利益的事情上,会迸发大量的灵感,去迂回,去斜插,从侧面,从背后发起“进攻”。而那些隐藏在暗中的阻挠,也是更难缠的。

可以实事求是地说,大汉税税改发展到如今,已经陷入到一种停滞的地步。整个过程的发展状态也很清晰,从初期的势如破竹,到中期的纠缠碰撞,到如今的挣扎困难。

更为关键的是,改革力度再往下探,谁也不知道会掀起怎样的浊浪,会不会影响国家稳定,危及朝廷统治。

当然,到目前为止,税改的成果还是可观的。其一,对各层地主阶级起到了一定限制作用;

其二,不论有实还是仅拥其名,凭空诞生了大量的自耕农,土地兼并的情况有所抑制;

其三,新税制下,小农小户的粮税负担是有所减轻,这也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统治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

其四,则是大汉的财税有了一定的增长,当然,增幅并不大。

尤其是第四条,这也能从侧面反应出税改的一些问题,仅从改革初衷而言,并不是因为朝廷的财政出现了大问题,中央收不上地方的税了,那就是世祖皇帝的一次乾刚独断般的尝试.

这也是不为许多人所接受的一点,在许多臣僚眼中,此次税改是完全没必要的,甚至打心里认为是世祖皇帝又瞎折腾了......

在税改的这七年间,从中央到地方都出现了大量的改革先锋、行家里手,呈现出一派群情一致的气象。

不可否认,在这些改革能臣中,有一部分理想主义者,他们能理解世祖皇帝的良苦用心,以及那高屋建瓴的设想,也愿意为“耕者有其田”的大同社会尽一份心力。但同样,这只是极少数的一部分人。

至于剩下的人,有些是无脑遵从皇帝的诏令,有些是心存疑虑但面上大力支持实际行动则有限,有些则是单纯迫于世祖皇帝权威不敢违逆......

而大部分的,就和盛极一时的“西征派”一般,更多的是一种政治选择,带有投机心理,当然在税改中表现出突出干才的,也的确升了官,晋了职。

一个潘佑,一個郑起,两个南臣,都在这个过程中成为了道司大吏。尤其是后者,潘佑还有名声加成,又有老相赵普的提携,而郑起呢,为官刚直得罪了数不清的人,如今却已是堂堂的辽东道主官。

因此,至少可以下半个结论,大汉帝国起于开宝晚期的这场税改,是一次并不成熟的改革,是一场自上而下的致力于解决土地矛盾、缓和统治矛盾的积极实践。

到如今,在开宝远去、雍熙道来的当下,这份实践也已到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了,是继续深入改革,还是适时收手,这个问题已然摆在了皇帝刘旸面前。

对过去七年的税改进行一个简单的分析,可以发现在博弈的过程中,至少在早期,不管是勋贵、官僚,还是地主商贾,都一直处在妥协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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