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宝安那个地方，曾有一度，一个农民劳动的收入为七角到一元二角左右。
而听说，香港的农民劳动一天，就能收入六十到八十港币。
大家感觉这两者差距悬殊近百倍，实在刺激太大。
甚至有人传出了这样的话：
普遍流传着“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人家八分钱”
当然这八分钱是指寄信到香港叫亲属汇款回来所用的邮资。
还有这样的说法：
内地劳动一个月，不如香港干一天。
这些都使许多人“前赴后继”般逃亡香港。
有时候，一年时间，便发生“逃港”事件9.7万多人次，逃出1.8万多人。
耐人寻味的是，香港新界原本并没有一个什么罗芳村，居住在这里的人竟然全都是从深圳的罗芳村过去的。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香港与祖国大陆的脐带完全斩断，除了官方有限度的交往。
但以偷渡为主的民间形式却始终活跃着。
最终汇聚为一股股逃亡香港的奔涌潮流。
以深圳为例，在不少文件里记录，“深圳历史上共出现了四次大规模偷渡”。
分别为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
据广东省委边防口岸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计数字：
1954年到1980年，官方明文记载的“逃港”事件就有56.5万多人次。
1980年的5月，中央和国务院发出第四十一号文件。
明确指出要积极稳妥搞好特区建设，并将“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
从此，深圳正式定为“经济特区”
而这深圳特区的诞生，使广大民众看到了希望，也使“逃港风”骤然停止。
当年曾参与特区筹建工作的广东原省高官吴南生后来回忆说：
“最令人感到高兴和意外的是，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最困扰着深圳——其实也是最困扰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
确确实实，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
同年8月，全国高官会通过颁发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对外宣布“在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分别划出一定区域，设置经济特区。
到了10月，广东省委宣布恢复宝安县建制，同时宣布深圳市的政治待遇与广州市相同。
当年的11月，广东省委决定，将深圳市改为地区一级的省辖市，直属省领导。
“深圳，真的要快步腾飞了！”
杨松感叹的说。
杨柏说：
“你刚才不是还说那里虽通了火车，不过硬件设施明显跟不上的感觉。站台搭了一个简易钢板棚，看不到售卖商品的商贩岗亭，一眼望去，车站附近还有不少树木杂草。第一印象就是一个渔村的气息很浓嘛。”
杨松点着头说：
“是这样的。但是我相信国务院发布的文件，提出在若干年内，要把深圳建设成为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出口商品生产基地；
建设成为吸引港澳游客的旅游区；
建设成为新型的边境城市！”
杨柏说：
“若干年，那和你有什么关系？”
杨松眼睛放着光芒，声音也变的格外宏亮起来：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话就是深圳魅力的代名词。我要去打拼属于自己的人生舞台。”
他着了起来，踌躇满志的说：
“不用若干年，几年时间，我就给你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