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有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
两百多年后，明太祖朱元璋辑《孟子节文》，便删掉了这句。
但在大宋，这句话却是一点都不犯忌讳的。
自秦汉以降，孟子的地位提升最快的朝代，恰是大宋。
宋神宗熙宁四年，《孟子》一书首次被列入科举考试科目之中。
元丰六年，孟子首次被官方追封为“邹国公”。
翌年，孟子又被批准配享孔庙。
这之后，《孟子》一书才正式升格为儒家经典。
所以，徐泽提出以“天下为公”解决同舟社为谁而建的问题时，没人反对。
实际上，同舟社从成立开始，就一直致力于民生。
不仅解决治下百姓吃饱的问题，还在吃饱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有了受教育的机会，还能获得更多的出路。
同舟社旗下的共建会更是扎根最底层，始终统合公共力量。
众人对这一点早已适应，差的只是捅破最后一层纸。
至于一些儒学功底很扎实的文官，也不会纠结这个问题。
打天下可以依靠武将，治理天下最终还是要靠文官。
王朝再如何鼎革，只要拿到了话语解释权，很多事情都只是个形式而已。
儒家早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学派，已经融合了太多的东西，总能变成你需要的样子。
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论点能被时人接受且赞扬，其实源头还在“民”的释义上。
士大夫嘴中“民”的定义，与后世“人民”的概念是两码事。
当初，众文官拿这个论点忽悠柔弱好欺的赵祯，简直不要太爽。
旨在打击隐田逃税，确立梯级纳税办法，以减轻下户负担的良法方田均税法，为何会受到很多人的抵制？
就是因为其法“与民争利”！
而赵遹更关心的，是同舟社的稳定和徐、赵两家的安危与富贵。
至于“天下为公”这套理论，他并不是不相信。
因为相不相信不重要，短期内都不可能将其变成现实。
也不是担心理论不成熟，漏洞太多，操作中容易翻船。
因为天下大同根本就是空想，没有具体操作性的理论怎么可能有漏洞？
光是完善这套理论就不知道要花多长时间，在这之前，同舟社只能按照社首的指引，继续坚定走现在这条道路。
赵遹冷静下来后，就明白了自己是关心则乱，要是会前徐泽跟他商量此事，绝对不至于搞出这么大的乱子。
但社首故意不提前商量，显然是另有图谋。
当年在泸南时，赵遹就已经知道论谋略玩心眼，他绝不是自己这个乘龙快婿的对手。
其实，徐泽确实是有不少想法，但主要的还是为了解决同舟社理想和目标的问题。
后世，最初提出“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伟大目标时，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
结果，才过几十年，就发现这个目标太小了！
理想必须有，说不定哪天就实现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