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协议不论是日本主动同意增加汇率还是美国人逼的，这都是不折不扣的卖国行为，损害的是国内有出口贸易的企业，昔日喊着“尊王攘夷”，敢在京都进行暗杀的维新志士已经没有了，留下的只是一群屈服顺从的官僚而已。
在房地产泡沫破裂后，大藏省曾经打算通过调整汇率来挽救国内经济，也就是让日元贬值，可是那个时候日元已经国际化了，英美不会坐视日本再次经济崛起，中国也趁着这个时候报一箭之仇，日本抛售多少日元出来，市场很快就消化了，大藏省不但没有让日元贬值，甚至还让日元升值，这样更加不利于国内经济了，那场“狙击战”就有伦敦华商的“通力协助”。
要挑动外汇市场几十亿美金是远远不够的，不过积少成多后，就算是一滴水也会成为汪洋大海。
日本中央银行和大藏省的角逐以中央银行胜出结束，大藏省最后解散了，中央银行获得独立，然而经历了大起大落后，普通的日本人已经没法承担那么大的风险，不再轻易消费和贷款投资了。
不论之后的日本政府如何刺激消费，调整利率都起不了作用，毕竟大家要存钱为老了之后打算，只是有的时候在垃圾桶里还能找到成捆的现金，那是老人存起来的，可是他一个人死在房子里，几周后尸体发臭了才被人发现，来收尸的人根本不知道他的那些遗物里藏了安么多钱，就当垃圾处理掉了。
三重野康和日本政府角逐的时候根本没有去关心普通平民是怎么想的，他最终实现了他的个人目标，却将普通民众的利益给牺牲了。
他上任之初就是加息，并有意给大众留下泡沫是因为长期低利率造成的，泡沫造成了贫富不均，这让他获得了舆论上的支持。
大藏省在他上任之前就加息了两次，再次加息简直就是自杀，于是大藏省限制了窗口指导，尤其是房地产贷款，并开始收房地产税，这加速了泡沫破裂，没有了房地产这个“印钞机”（派生货币），在1991年日本货币增速断崖式下跌，银行借出去的钱都成了收不回来的坏账。日本人一瞬间从习惯了花钱大手大脚到节衣缩食，这个落差实在太大了，很多人都受不了，自杀率攀升，大量青壮年死亡。
这一部分人是日本经济的“引擎”，没有了他们，日本就要靠老人和小孩子来推动内需了，可是小孩子已经成了“平成废物”，老年人也没什么力气了。
坏账如果多人一起还，那么还起来没那么吃力，坏账多，人口少，还起来更吃力。利率只是用钱的成本，没有贷款一切都是枉然，三重野康听从了大藏省的命令减息，但是基础货币发行权还在中央银行手里，危机发生时往往伴随着通货紧缩，连银行都没钱了，届时将引起一连串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这个时候解救的办法就是量化宽松，通过购买国债等中长期债券，增加基础货币供给，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资金。
但是三重野康没有那么干。
结构性改革可能造成暂时的通缩，却能在之后换来一个更高效的经济。
央行当然可以印钱，只是这么做的话大家都没有改革的动力了，日本人就是这种不成功就杀身成仁的性格让人实在受不了，大藏省通过降低利率来救市的办法却因为无钱可借而烟消云散，民众对大藏省失去了信任，90年代中后期，媒体上经常爆发出大藏省的贿赂丑闻，大藏省成为了民众情绪的发泄口，于是乎，央行提出了“独立”的要求，处于被动局面的大藏省无计可施，只好就范，2000年的时候它被拆解了。
换句话来说，就是神仙打架，殃及池鱼，普通民众什么都没做，只是成为了某些人登顶的垫脚石罢了。
波莫娜能听懂他们在说什么，可是她实在不想参与他们的话题，只是闷头吃菜。
和资本主义社会相比，新中国是工人政党，资本并不是最高权力。
这一次伦敦华埠游行示威，大使馆的人还是表示了支持：如果说英国政府和房地产商提出了对华侨不合理的条件，那么英国就会失去一部分贸易。
世界那么大，供货商那么多，英国的工业产品日本也可以生产，何必舍近求远呢？
现在已经不是一百年前了，麻瓜首相已经不顾民意出兵伊拉克，如果还想和鸦片战争时一样“先斩后奏”，在信息化的时代恐怕很难做到了。
再者，英国能打赢中国么？
波莫娜在吃饭时偷看着林先生旁边的那个年轻人，亚洲人普遍看起来很年轻，他和哈利参加霍格沃滋之战时差不多大。
只是在这种耳闻目染下，他就算想成个普通人都很难了。
一个讨论下一餐吃什么的父母不可能教出天纵之才的儿子的，林家的餐桌话题聊的是日本经融危机和央行、政府之间的博弈。
然而，正是那些普通人推动着时代发展。
就算注定要做垫脚石，他们也可以选做谁的垫脚石。
时至今日，人们还在怀念罗伯特·皮尔，曾经好评如潮的三重野康，却被人称为“平成之鬼”。
成性存存，道义之门。
唇亡而齿寒。
常平之战齐王就是不明白这个道理，即便有稷下学宫一样输了天下。
面对那个潜在的危险，波莫娜却并没有声张。
就像张涛说的，东方和西方就像是孟加拉虎和少年派，少了谁都活不下去。
于是她将精力都放在桌上满目的美食上，反正她是个只知道吃的赫夫帕夫，而且还是个女人，谁会在意她想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