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唐代的官修《国史》和《实录》不复原来的样子，于是，一个又一个朝代的官修《国史》和《实录》，亦不复有真实的样子。
可以说，中国修史的制度，到太宗皇帝这里完成了一大变，以前修史，或是个人的私学，或是史官的家学，至隋文帝禁绝私史，并无实效，唐代正式设立官方的史馆，垄断了档案，虽未禁私史而私史几于绝矣。
当然，违反史学制度，擅自查看，更改起居录，只能说太宗皇帝私德有亏，然而，可以营造自己虚心纳谏的好名声，则是真正的厚黑之道了。
据《贞观政要》卷二记载：贞观四年，太宗皇帝下诏修洛阳宫乾阳殿以备巡狩，给事中张玄素上书劝谏，太宗皇帝虽然很不高兴，却没有发作，而是下令“所有作役，宜即停之”。还借题发挥地说出“众人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谔谔”这句千古名言来。
不过，《资治通鉴》卷193却记载，说过这话的次年，刚刚修缮完九成宫，太宗皇
（本章未完，请翻页）帝就再次提出要修缮洛阳宫。
这一次，民部尚书戴胄站出来反对，太宗皇帝依然虚怀纳谏，不仅表扬戴胄“忠直体国，知无不言”，还给他升了官。然而，过了一段时间，太宗皇帝还是忍不住命窦璡修缮洛阳宫。
诸如此类一面从谏如流、一面我行我素的事情，史书中还有不少零散的记载。
所以说，“虚心纳谏”的太宗皇帝，只是儒家士大夫们与太宗皇帝本人联手炮制出的一块“内圣外王”的“道德假象”。
大臣们极力想要压抑太宗皇帝的私欲，将他纳入“内圣外王”的正确轨道，所以频繁进谏。
太宗皇帝则几乎逢谏必纳，对进谏者无不大加赏赐，但在行动上却几乎没有什么改观，奖赏过谏臣之后，他想去游猎，仍然会去，想修筑新的别宫，仍然会修。
纵观贞观一朝，不难发现太宗皇帝那些浓厚的表演痕迹的，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对自己日后留在史书中的形象是如此强烈地关注，以至于他对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做出了刻意的修饰。他不止一次地通过与臣僚们对话的方式，极力塑造出自己生活简朴、爱惜民力的光辉形象。
贞观时期的20多年里，太宗皇帝确实接受了太多太多的进谏，然而接受是一回事，执行又是另一回事，大多数的进谏最后并没有得到有力的贯彻。
当他在朝堂之上充分展示自己虚怀若谷的帝王风度，当他对犯颜直谏的宽容被史官们载入实录之中后，很快他就忘记了谏言的具体内容。
对太宗皇帝而言，重要的是接受进谏，而不是接受进谏的内容，意味深长的是，对儒家知识分子，尤其是文职官僚们而言，重要的也只是纳谏，而不是执行纳谏的内容，因为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个性平淡的天命的代表”。
所以，在儒家政治理想中，太宗皇帝的全部意义，只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内圣外王”的乌托邦罢了。
薛琰对李承乾所说的那些话，无疑是大逆不道的，因为他褒奖前隋炀帝，也就从另一个角度表明了，李家得皇位不正，这等罪名，就算是千刀万剐都不为过。
薛琰还真的害怕，太宗皇帝一时心血来潮，表彰他一番，然后找个机会，就将他给ko了。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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