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文行走在汴河大堤上，路边的小贩不住地向他问好。
见到一个挎着篮子卖桃的半大孩子，祝文行随手抓了一个最大的，咬了一口，对那孩子道：“你倒是伶俐，这些日子附近卖桃子的少，当能卖个好价钱。”
那孩子躬身谢过祝文行，挎着篮子向人群密集的地方去了。
祝文行吃着桃子，看着码头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心中感叹自己命好。在码头做拦头，以前可不是个好差使。衙门里每日有定额，要是收不上来，可要自己掏腰包补足的。而衙门定的数额，从来是不可能用正常手段收足的。要么违法收税，要么跟游手闲汉勾结，到处去查行人带的货物。可祝文行一当差，县衙便就废了码头这里的每日定额，改为收多少是多少。当然，与此对应，另加了查税的人员。
现在码头收税，是由商户去买税纸，祝文行收税之后填写画押，然后由另一个吏人稽查。至于像那孩子一样的流动小贩，现在规定不许收税。是以现在码头这里，基本没有固定的水果摊，多是这种半大孩子的小贩。至于固定的水果店铺，是给汴河上买卖大宗货物的人准备的。
杜中宵当然知道这样管理其实对商业不利，因为小贩不收税，他们的成本又低，会让一些特定的店铺经营不下去。比如水果小吃，有这些小贩在，店就开不起来。开的店少了，收的税也少，最终影响经济发展。但这样做的好处，是给贫民提供了一条谋生出路，减少游好闲的人。
经济发展与惠及民生，并不总是合拍，能够保持步调一致的。这之间有个平衡，官方把握着大的方向，使整个社会平稳前进。不许流动小贩做生意，当然就会有人在这里多开几家店出来，会多几户家境殷实的人家，衙门也可以多收税。简单地说，禁止小贩，得利的是衙门和中上等户。而小贩不税，得利的则是家无余财的中下等户，杜中宵的选择是向中下等户让利。
在码头与城门之间建立公社产业，相当于从城里的中上等户人家抢了一些产业过来，再加上对小商小贩免税，向中下等户让利。杜中宵是在衙门经济宽裕的条件下，人为减小县城的贫富差距。至于让大户人家聚集资金，摧生资本主义萌牙，根本就是无匣头的事情。别说现在没到那个阶段，生产力再发展也不会出现那种需求。人口聚集实际上是为了扩大市场，市场需求再催生产业。而不是资金聚集，让富人追求利润投资产业。私人资金再多，能比得过官府？官方有足够的能力去推动产业升级。
祝文行在码头优哉游哉，看着忙碌的人们。拦头这份苦差，轮到他身上，却当得有滋有味。反正收税的商户是固定的，就连税纸都是他们自己买的，自己是个经手人，不用跟商户勾心斗角。
就在祝文行走得累了，靠在一株大柳树上看人群里的小娘子的时候，一个鬼头鬼脑的闲汉过来，对祝文行叉手道：“节级，那边有一桩富贵，不知节级可有意？”
祝文行哪里肯信这些人的鬼话，漫不经心地道：“什么富贵？你自己不取，倒来告诉我？”
闲汉道：“节级是衙门里的人，富贵可以取，小的平民百姓不当差，却只能白白看着。”
祝文行摆了摆手：“莫拿这些话来哄我！你们闲汉，每日里不做正事，惯会骗人。你是不是想从我这里骗几文赏钱，好去买酒喝？我被你们骗得多了，哪里还会上当！”
听了这话，闲汉有些急，跺了跺脚道：“节级如此说，是冤枉小的。直说了，我见那边有个客人向船上装了许多酒，这是犯禁的事，首告必有赏钱。节级，我们两人分赏钱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