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大秦帝国的结盟任务结束了，郭嘉并没有在大秦帝国多呆一些时日，实在是害怕大秦帝国的那些文人啊。都说大秦帝国以法家之国，却不禁其余百家，当真是名不虚传。仅仅是一个舌战群儒，让郭嘉的大名在三日之内，传遍了大秦帝国九州三十六郡。如今，慕名而来请教知识，或者说是不服气来挑战的人，都能够从咸阳皇宫排到城门口了。
为此，郭嘉不得不率先逃离战场，实在是太吓人了。虽然自己真的很厉害吧，但面对那么多人，那么多大秦名士，依然不敢说无所不知啊。再者说了，面对那么多人，光是和他们谈论一番，就得浪费自己多少口水啊，那可是很累的。而且，自己回去不好吗，早点回去，那就早点可以在帝国都城四处玩了，顺便见见自己的小花也是个非常好的选择啊，总比天天群大老爷们强多了。
郭嘉向大秦帝国皇帝陛下嬴政递上辞书，随后不出几个时辰，就带领着赵云等侍卫，直奔咸阳城西的军营。在那里，三千虎贲之师尚且驻扎于此。这里是大秦帝国的都城，更不可能让外**队随意进驻了。因此，刚来的时候，三千人马就被带到了咸阳城西大营。
艘仇地仇方后恨所冷战科太
尚且距离咸阳大营数百米远，郭嘉一行人就被拦住了。一队身披黑衣黑甲，手持青铜短剑，另一手紧握手弩的士兵出现在诸人周围。
“尔等何人？此乃大秦帝**营重地，任何人无令皆不得过！”一名军官装扮的大秦帝国士兵，从周围的十几人中走了出来，大声的喊道。
郭嘉感觉自己来大秦帝国，见识到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大秦帝国以法家之国，而军队之中，军法更是严格到了极点。可以说，在大秦帝国的军队之中，所有军法全是斩首。七禁令五十四斩全部都有，甚至还有许多后来添加的军令。比如现在这个，再出来不过十日时间，就被大秦帝**方推为第一条军法。
“军事重地，凡无令，皆不得过！”至于令这么一说，虽然也有很多，但也不是什么人就能够发的。据郭嘉这一阵子的了解，整个大秦帝国能够签发这个令的只有秦皇嬴政，太子赢扶苏以及军方首脑尉缭。而这三个人所处的地位，那可是非同一般。
郭嘉无奈，只好将眼光调向赵高，赵高这家伙就不用多说了，自然是始皇帝嬴政有着命令，不过出于什么目的，郭嘉无法准确的猜测出来。要说监视吧，自己已经代表北辰帝国和大秦帝国结盟了，而且马上就要离开大秦回国了，再监视还有什么用吗？或者是出于和自己积攒良好的关系，但是大秦帝国有那个必要如此做吗？尉缭对当时战争总的：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战争，反对杀人越货的非正义战争，支持“诛暴乱禁不义”的正义战争。明确指出：“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夫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盗也”。关于进行战争的战略战术，尉缭强调对战争要有全面的认识，指出有道威胜力胜等三种不同而又相互联系的取胜策略。认为懂得了这三种所以取胜的办法，就全面地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他指出战争中将帅指挥的重要性。“权敌审将，而后举兵。”将帅者心也，群下者，支节也。”就是要正确分析敌情，慎重选好将领，而后出兵。将帅与士卒之间，要如心（大脑）与四肢那样协调一致，成为一个整体，方能谋略高明，机智果断地进行正确指挥。他主张治军必须先立法制，并要执法严明，才能整齐统一，高山敢越，深水敢渡，坚阵敢攻，做到“天下莫能当其战”。对违背军纪军令者要施以重刑，严惩战败投降逃跑的将领和士兵，使上下畏惧，专心向敌。在具体的战术上，尉缭还实践了当时最先进的方法，如在列阵方面，他提出：士卒“有内向，有外向；有立阵，有坐镇”。这样的阵法，错落有秩，便于指挥。这一点在今人能见到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中可以得到证明。[1]
关于军事与政治的关系，尉缭把它比喻为植物的躯干同种子的关系，所谓“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能审此二者，知胜负矣。”并指出，没有良好的政治，就不能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而军事又是解决政治问题的手段。作者反复强调发展生产对于军事的重要意义，指出治兵者要以耕织为治国之本，“夫在耘耨，妻在机杼，民无二事则有储蓄”，民富国强，本固兵坚，方能守必固，攻必克。
尉缭以朴素的辩证观点，提出了治军的12条正反面经验。按照12条正面经验去做，就可以压倒敌人；反之，则会被敌人所压倒。正面的12条经验是：树立威信在于不轻易变更号令，给人恩惠在于奖赏及时，当机善断在于能顺应各种事态的变化，战胜敌人在于掌握了敌我双方的士气：进攻取胜在于出其不意，防守坚固在于修整防御工事，不犯错误在于守法度，不陷于困境在于有准备，谨慎在于防微杜渐，明智在于能处置大事，消除祸害在于果敢善断；能得众心在于谦恭待人。
即重视将帅的政治品德和个人模范作用，要求将帅秉公执法，恩威并施，吃苦在疥，临战忘身，为人表率；重视部队的行政建设，制定了较完备的战斗内务纪律条令，是研究先秦军制史的重要资料；注重军队的训练，论述了训练的目的方法步骤及训练中的奖惩制度，提出从最基层起逐级教练，最后合练的训练方法；重视赏罚，提出“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喜者赏之；杀之贵大，赏之贵小”的思想，在书中记述有各种赏罚的具体规定和要求。
《尉缭子》作为战国时产生的兵书，它所谈的战略战术等问题，虽然不如孙吴《兵法》深刻，但在一系列问题上也有创见。
首先，《尉缭子》提出了以经济为基础的战争观。他在《治本篇》中说，治国的根本在于耕织，"非五谷无以充腹，非丝麻无以盖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