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日租界与其他租界相比，可以说是藏污纳垢最为严重的角落，主要表现在烟、赌、娼三个方面，其中又以烟为最。
在日租界经营鸦片烟以德义楼、乐利旅馆、新旅社和息游别墅四家旅馆最为出名。
德义楼设在日租界旭街四面钟南侧，该旅馆200多间房屋除留少数招待旅客食宿外，余者均租给烟土行开设烟馆。
每年内地及印度所产烟土运至天津后，都集中在德义楼，由德义楼再分拨各行。日租界当局不仅从贩卖鸦片中牟取厚利，而且还公然包庇，甚至参与鸦片运送，因此使日租界成为贩运鸦片的主要基地。
1924年后负责向日租界包运鸦片的是日本警察署司法副巡长徐德溥，徐以职权派警察沿途及德义楼附近值岗，警察可以从中大捞好处
。徐德溥为运送烟土方便起见，还特地在日租界扶桑街裕德里口开设了光裕汽车行，名为出租汽车，实为为运送烟土而开。
日租界当局对德义楼以房租形式加收公益费，每年可达50多万元，这样烟土行和烟馆就得到了日租界当局的公开保护。
其他旅馆，如乐利旅馆有烟土行40多家，息游别墅有烟土行30多家，新旅社有烟土行70多家。各旅馆的烟土行、烟馆都以德义楼为例向日租界当局缴纳公益费，因而受到日租界当局的保护。
当时的日租界的各个角落，差不多每隔不远就有一家烟馆，都是在日本警察署包庇下开设的，巡捕们可以从中勒索钱财。
日租界除允许公开销售和吸食鸦片外，还大量制造各种高含量的毒品。
制造毒品最初以日租界几家最老的日商药房为首，如松木盛大药房、丸二兄弟大药房、楠德义大药房等。
这些药房掌握着制造毒品不可缺少的“以达”药品，凡制造毒品者，均须向这些药房购买此药。
这些药房制造毒品情况除日本警察署中少数高级日本人知道外，中国巡捕均不敢过问。
除上述几家外，经营毒品的日本药房还有天顺堂、天喜堂、须田药房、畤田药房、金山药房等。一些日本洋行也经销毒品。
此外，经销毒品的日商还找一些生活困难的朝鲜浪人，在南市“三不管”及三义庄一带开设白面馆，毒害中国人民。
这些朝鲜浪人贩毒必须经日本领事馆批准。有时还由领事馆直接配给毒品。在天津日租界当局的包庇纵容下，毒品从天津扩散到整个华北。
除贩毒制毒外，在日租界中华茶园、东方饭店等处设有许多赌局，这些赌局的赌头是李明德和方明二人。
以后又有刘宝珍在日租界与中国地交界的的荣街北口隆兴里开设了宝局，另外青帮头子袁文会也在日租界大开赌场。
赌场花钱买通日本人。公开日夜聚赌，成为杀人不见血的魔窟。
1931年后，住在日租界蓬莱里的上海人任渭渔在秋山街（）新街里开设花会赌局，每天下午开筒，后来发展为新老两筒。
此赌很快便遍及天津城厢各个角落，并传播到杨村、北仓、塘沽等地。这种赌博坑人最甚，在日租界当局庇护下，盛行无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