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可一个中国人怎么最快速拉近和瑞典人的关系？答案很简单，把俄国人骂一顿就好。
中国和瑞典，只隔着一个俄国。
借着之前对俄开战和平定西域的事，吹了一阵逼，说到了列纳特的事。
“当年你们和俄国开战，你们的国王在波尔塔瓦战败退入土耳其，不少人被俄国俘虏。我朝在平定西北叛乱的时候，有几个瑞典人投降，希望能够归国。其中那个叫列纳特的，自1709年被俄国俘虏，到1718年又被准准噶尔蒙古人俘获，已经离开瑞典将近三十年了。”
“他很想回到家乡。如果有可能，我希望他能通过你们的船回国。船费的可题不用考虑，这不是可题。除了他之外，还有大约十七八个俘虏，都是瑞典人。”
分馆长本以为刘钰一来又是准备勒索索贿的，一听先是和他一起愉快地痛骂了一顿俄国人，随后又说瑞典人回国的事，分馆长心情大好，连连表示船费不需要刘钰垫付，乘船回国这事他可以做主。
这件事就是个引子，刘钰想说的不是这件事，分馆馆长也想说另一件事。
在痛快地答应了列纳特等俘虏回国的事后，分馆长也趁机向刘钰提出了一个请求。
“伯爵大人，我们公司一直渴求贵国的瓷器。但是瓷器商路都是被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垄断的。我们只能得到一些劣质的瓷器。这些瓷器在欧洲的销路并不好……”
分馆长没说全部的实话，不是这些“劣质”瓷器在欧洲销路不好，而是因为瑞典公司不能在瑞典卖货，只能把货卖给西班牙或者荷兰英国的走私贩子。
其中瑞典的东印度公司的发起人之一，就是一个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前雇员，从公司退下来之后单干，这个人叫考林·卡姆比尔，是个英国人。
瑞典人很穷。
国内没那么多白银往中国送，所以瑞典的东印度公司是不在瑞典卖货的，而是在哥德堡把货卖给二道贩子。
实际上，就是一群走私贩子。
都是东印度公司，瑞典的东印度公司是和别处不同的：他们不但对股东的身份保密，每次运货之后都要撕毁运货单确保没人知道到底运了多少货，而且对在哥德堡买货的客户们身份也是绝对保密的。
客户身份为何要保密？因为买货的都是走私贩子。
荷兰、英国的东印度公司，都是真金白银买的垄断权，英国公司最高的时候，更是每年1200万两白银的国内税。
自然不会允许瑞典公司拿到货。
茶叶什么的还好说，但瓷器这就有窍门了。
瑞典人几年前才到广东，在门路上自然和英荷等国差得远。
欧洲瓷器的审美观和中国是不同的，这就有了所谓的“订烧瓷”。
花纹、模样、大小、形状，都要随船运来，交由瓷器作坊烧制。
瑞典人在广东打不开门路，首航的领航人和指挥，正是前英国人、现瑞典爵士考林·卡姆比尔，在英国东印度公司那也曾经是有头脸的人物。
他一到广东，自然英荷就像是防贼一样防着他。
广东、福建那边使上钱，稍微卡一卡瑞典的脖子，瑞典人又是新来的，自然找不到搞订烧瓷的门路。
这事儿在中国贸易的西洋商人都门清。
当年荷兰想要和大明贸易，葡萄牙人借助传教士的影响力，那就是各种阻碍，让荷兰人使钱都没处使。那时候荷兰、英国还比较稚嫩，前前后后给了颜思齐、李旦等万把两银子的“疏通费”，也不想想就算李旦、颜思齐等人不是海贼，真的有很硬的关系，明末自有国情在此，万把两银子就想把这么大的事办成？到了京城大人手里，沿途过手还能剩多少？
现如今荷兰人也学聪明了，知道行贿的规格和门路。
先上车的，自然希望关上车门，把没上车的人挤下去。
再说瑞典的东印度公司客户都是谁，别人不知道，英荷东印度公司心里还是有数的，苦于没有证据，只能干恨得牙根痒痒。
就像是茶叶，东印度公司的茶叶走正规渠道，收完税，死贵死贵的。人家走私贩子不走正规渠道，茶都是一样的茶，谁也不傻，干嘛花大价钱买关税正品？
这事，瑞典馆长觉得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门路。
刘钰的名字，这瑞典人是知道的。
“和俄国开战的中国将军”，当年搞得卡尔十二很狼狈的亚得里亚堡条约还是老托尔斯泰在土耳其签的，刘钰如今在瑞典还是有些名气的。
想不到这位伯爵居然主动来到了瑞典商馆，还谈到了瑞典战俘可题，自然是满口答应下来，趁机和刘钰提一提，想着这是大顺的一位贵族，肯定是有能力把这件事办好的。
意思意思，当然是不会少的。
瑞典人有英国东印度公司前雇员带路，这等意思意思的事还是清楚的。
只是之前实在是没有门路，人家英荷西葡在广东福建多少年了？一个新来的瑞典怎么跟人家比门路？
如今有了门路，那不过就是钱的可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