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大顺的手工业有点奇葩，在这个手工业时代愣生生打出来了惊人的贸易顺差。
从明中期开始，就是个貔貅，只吃不拉。
而白银，早期作为一种商品、如今作为一种货币，不免就造成了一种假象：货币不是商品。
既然这种假象存在，白银只是抽象的钱，那么岂不是就可以说，大顺的对外贸易，也是在寻找“有效需求者”，从而解决大顺的生产过剩危机？
对外贸易，是现在大顺改革的支柱，也是大顺转型的税收国库基石。
在此情况下，对外贸易是在寻找“有效需求者”。
那么，国内的地主、食利者、放贷者、皇族、军官团、生员等，这不都是些只消费、不生产的“有效需求者”吗？
没有海外贸易那些只买却卖不进的人；没有国内的只消费不生产的地主食利者皇族军官团等，大顺的工商业，怎么能发展起来呢？
没有“有效的需求”，怎么发展工商业？
这里面，不只是曾经的同路人、如今的反动派这么想。
实际上，大顺实学派的一部分人，其思路也是类似的。
只不过，他们把所谓的“有效需求”，扩大到了“均田”的概念上。
大顺实学派中的激进派中的一部分人——当然不是全部，而是现如今大顺遇到的是千年未有之变局，以至于各种思潮百花齐放——实学激进派中的一部分人，对理想社会的构建，也是以均田后的自耕农经济为基础的。
即，把“有效需求”者，根据大顺这边的耕者有其田的千年梦想、社会现实、传统诉求，从地主、食利者、军官团等，扩大到将来均田后更广大的自耕农。
这种思潮的基础，潜意识里，仍旧是“农、工、商”分开的。
即通过均田，扩大自耕农的数量。而自耕农，只农，不工商。
由此，自耕农可以作为“工商生产”的“有效需求者”。
自耕农买铁器、买布匹、买糖、买酒等等，因为10000两白银一个人花、和10000两白银100个人花，其“有效需求”是不同的。
是以，这部分激进派的“均田”诉求，至少，在现在这种现状下，也是建立在这种反动的经济学的基础上的，是以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理论，推出的结论。
这，就是反动、庸俗、空想这三位一体中的“反动”的经济学，在大顺此时现状下的体现。
这种社会意识，其思想源头，源于刘钰把老马的学说断章取义到极致，只说“资本主义是怎么来的”，避而不谈其内在矛盾，或者说认为大顺现在还没有资格谈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
其社会基础，源于大顺的工商业发展、改革、对外贸易、发展工商等，不是依靠资产阶级自己。相反，是依靠大顺的皇权、贵族、一部分地主等的支持，以一种类似洋务运动的方式发展起来的。
这些人，屁股坐在那，自然会寻找符合他们利益；证明他们在新时代中不但不是累赘，反而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由此，奠定了刘钰所谓的“这一整套歪经”的第一个基础，反动的经济学。
而“这一整套歪经”的第二个基础，就是李斯特经济学。
按照某种定义，可以视作专有名词的【庸俗经济学】中的一种。
这里，不谈李斯特经济学的“穷者关税保护、达则贸易自由”这些表象的东西。
只谈李斯特经济学中的“工业化”问题。
也即大顺实学派所认为的目标，工业化，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以及驱动大顺实学派认为必须发展工商业、达成工业化的思潮，算是大顺实学派这种【庸俗】的【工业党】的基石——生产力问题。
李斯特经济学，是谈生产力的。
不但谈，而且大谈、特谈。
但，李斯特经济学的“生产力”，并不是老马学说里的“生产力”。
相反，李斯特经济学中的生产力，则更像是“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历史传统”+“制度”+“民族性”之类的玩意儿的一个大杂烩。
比如，李斯特认为的生产力的发展，是【一夫一妻制、奴隶和封建领地的取消，王位的继承稳固、印刷、报纸、邮政、货币、计量、历法、钟表、警察等等，制度的发明，自由保有不动产原则的实行，交通工具的采用……国民和官员获得一定程度的精神力量、自由、地方自治】等等，这些，都是生产力的发展。
他将这些东西，杂烩在一起，抽象成“生产力”的要素。
也即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如何保证这些东西呢？
于是，推出，这需要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团体的集合体，有强大的力量，能保护和促进这种杂烩抽象的“生产力”的发展，保证安全，保证制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或者说作为一种工具，来实现他所定义的“包罗万象的、从制度到法规到民族性到传统无所不包的”生产力的发展。
这个东西，是为了保护“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政策信条”的一个工具。
或者说，需要一个实体，来让这些政策信条落地。
这个东西是啥？
啥玩意，才能更好地充当这个工具？
啥玩意，此时才能有这样的强力？
自然，此时可以非常容易得出结论。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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