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求自景炎四年下半年行朝正式掌控以来，到景炎七年初，迁移来的人口已超过了百万。这个过程在东的心目中，其实算是比较慢的。当然，战争也导致了这个迁移的过程时断时续。
但即便是这样，移民的安置工作也给行朝在流求的官员，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姚良臣和冉安国等人在其中居功至伟，说他们为此殚精竭虑并不为过。在和他们的会面中，东毫不吝啬地说出了自己对他们的溢美之言。
对实实在在做事的人，咱是一定要笼络滴，收买这样的兄弟更是应该不遗余力。就算是后世的企业老板，他们最看重的也还是这样的人。这是一个企业生存的基础，更不要说是一个帝国了。
对姚良臣和冉安国等人来说，安置移民是耗费了他们大量的精力，但令他们最头痛的，却是陛下所要求的修筑道路。因为小皇帝说归说，他们认为城池还是要建的，这也是农耕民族定居的特性所决定的。
修筑道路和筑城，如果按历代的惯例，那是要大量地征用民夫。但在宋帝国的历史上，实际上绝大部分这样的事情，有一支专门的队伍来进行，这就是厢军。厢军的主要职责，包括了修城，修路，筑桥，制造武器，运输，放牧，传送邮件，治理河道等等，他们在历史上又被称为“役兵”，因为宋代百姓绝大部分的徭役，都被其所从事。地处边境的厢军，有时也参与作战，不过厢军的待遇远比不上禁军。
帝国太祖在立国之初设立禁军和厢军的本意，是收天下精兵以归中央，剩下的老弱士兵留在地方，彻底消除唐末及五代以来各地武将称雄一方、乃至威胁到朝廷安危的隐患。
而设立厢军还有另外一个目的，“除盗恤饥”，也就是将天下的饥民难民吸收进厢军来，通过给他们事情做，并给予一定的军俸，以避免他们因饥饿而为盗，甚至造反。如果素质比较好，有的还把他们转为正规的禁军。仁宗皇祐年中，河北水灾，农民流入京东三十余万，安抚使富弼就曾在他们中间招募为兵。
这种做法相对历代来讲，实际上是一种很大的进步。但天下所有事情都有个度，不能过。在帝国的历史上，太祖的这项政策就被滥用了。
帝国在太祖开宝年间，军队总额只有37.8万，其中禁军为19.3万，厢军为18.5万。
到了太宗至道年间变为军人总数66.6万，禁军35.8万，厢军30.8万。
真宗天禧年间再进一步，军人总数91.2万，禁军马步军43.2万，这个时候，厢军的人数达到了48万，甚至已超过了正规的禁军。
等到了顶峰的仁宗庆历年间，帝国发展到军队总数125.9万，而禁军马步军82.6万，厢军43.3万。
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没有一个政府能够供养的起，更何况这个帝国还要向周边支付大量的“岁币”。帝国终于不堪重负，陷入内外交困。王安石的变法就是这样在帝国深深的危机中，于神宗年间登场的。
只是“拗相公”王安石并没有完全改变帝国的困境，相反，他为此几乎身败名裂，《警世恒言》中的《拗相公饮恨半山堂》，就是后世的文人专门写来调侃他的。甚至书的结尾还有如下之言：“后人论宋朝元气，都为熙宁变法所坏，所以有靖康之祸。”
东其实在内心里认为，厢军的设立是有道理的，因为从军事上讲，这算是建立了重要的后勤保障部队，只不过是有太过了的缺陷。但行朝在第一次整编时，砍掉了厢军的编制。当时也是没法子，朝廷自己都要破产了，实在是养不起。可这个厢军不是没有留了点尾巴，这就是他和陆秀夫设立的建筑队。
建筑队是以匠人为主，它的规模相对来说并不大，这样，划分到流求的他们就难以满足大规模修路和筑城两方面的需要。
移民到了流求之后，各自分得了土地，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实际上开荒种田已经够忙的了。如果大规模的征用他们，就会耽搁农时，影响粮食生产，这与行朝目前首要的目标是相违背的。而厢军又已不存在，因此姚良臣和冉安国提出，是不是暂缓修路，否则恐怕要征召民夫。
东内心里不赞成他们的想法，因为修路很重要，它对开发一个新的地区的益处是后世早已证明了的，而且利在长远，只不过在做法上有大干快上和稳步发展两种区别而已。他更不愿意的是征召百姓，因为宋代的赵家老大第一次对历代的徭役制度进行了改变。也许他做得是还不够彻底，甚至不够好，可这已经开了个好头，他决不能像明清那样开倒车。
他告诉姚良臣和冉安国：“二位大人，你们考虑的对，眼下的确不应该大规模征召百姓。但朕觉得百姓对修路还是欢迎的。”
就冲着便于出门远行，也没多少人会反对修路，因为它满足了人类四大基本要求“衣、食、住、行”当中的“行”的需要。
“朕以为，朝廷可以换一种做法，募。”
东想的实际上是让百姓干临时工，因为他认为，虽然现在缺少人手，但很多时候事情并不是绝对的，不能认为民间就完全抽不出人力，关键还是方式方法。如果你出钱让别人打短工呢？恐怕在这个时代未必就招不到人，因为总有农闲的时候。
而且短工的好处是，他不必长期供养一支庞大的辅助军队，这就很大程度上摆脱了过去的“冗兵”弊政。从更远的角度来考虑，他更可以借此彻底改变历代以来所谓的“徭役”做法。
故此他建议姚良臣和冉安国张榜以月工的方式招人，来的人可以只干一个月就走人，干完之后给月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