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恐怕没有比亚尔夫海姆更令他们纠结的国家存在了。
相比人类社会僵硬的体制、难以忍耐的陈规陋习，窒息的宗教思想控制。亚尔夫海姆几乎可算是天国一般的地方，这里允许国民对时政发表意见，允许对政府提意见，甚至可以公开表示对执政官的不满，这些在人类和兽人的国家是难以想象的。但以上的“自由”仅限于第一等至第三等种族，兽人、人类之类“被统治种族”尽管被允许通过司法程序申诉，但总体上依旧要接受国家管制，任何反体制、反社会的言论都会招来嗅觉灵敏的密探，轻者被刑事拘留或服苦役，重者则会被“重新安置”。
不光是种族问题，其它方面也是，譬如宪法明令禁止军人干政，偏偏执政官自己就是军队最高指挥官；提倡改变世界，要建立更为平等的新秩序，可这种新秩序是需要用刺刀和大炮去强制推行的；说是开明社会，可史塔西之类的特工组织无处不在，重大议题名义上是评议会审核议定，实际上都是执政官拍的板……
不管以任何标准来看，这都是一个披着“共和”外衣的法西斯独裁政府，理应受到所有有良知、有智慧的公民的唾弃。可偏偏自诩全世界最文明、最进步的亚尔夫海姆不但接受了这种政体，而且自上到下，包括各种族、各阶层的绝大多数还普遍认可了这种体制，这就叫自由派的左翼人士扼腕不已了。
“先生们。我们必须承认，民主社会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和**政体共存的。”
鲁道夫.路德维希.卡尔.菲尔绍摘下眼睛，平静的面孔吐出无奈的话语，俱乐部里的教授、学员们露出忧伤的神色。
这里是亚尔夫海姆国立大学的沙龙，不论教授、学院还是外来路过的平民都可在此畅所欲言，不论是学术讨论还是针砭时弊，都能表达自己的意见。久而久之，这里就成了以自由派为首的左派活动大本营。
亚尔夫海姆的左派大多由知识份子组成，包括学者、学生、医生、律师等等，他们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大多属于中产阶级。和当局的某些政策——诸如帝国主义、军事优先、扩张主义、种族差别主义、垄断财阀等等存在矛盾，在自己出版的刊物对相关政策多有抨击。在民众中有一定声望，但一直未能压倒保守派和激进派，也不是亚尔夫海姆的主流声音。
造成这种局面的因素有很多。最主要的当然是执政官的平衡术。通过保持各方势力对比的平衡。执政官可以轻易的居中斡旋，从而顺利推动国政运行。任何一方想要破坏这种平衡都会领教那位大人的手腕。其次则是亚尔夫海姆整体政治氛围趋于保守。指望在广大工人之间发展成员的自由派赫然发现，即使没有国家政策和官方工人组织的干扰。面对广大群众所具有的民族自豪感以及爱国主义情怀，自由派的观点也显得有些不合时宜。最后，对那些经历过苦难，在执政官的引导下过上幸福生活的大众来说，让他们去反对一位并未犯下过失的“有道明君”，本身就存在道德问题，甚至和自由派的核心主张都存在冲突。
民主的核心价值是平等，其追求的是物质条件及精神风尚方面的同质性，却不一定导向自由。自由作为一种带有更强公共性质的道德，先天地为追求它的人设定了门槛——以天资聪颖者和头脑驽钝者为例，前者在获取和领悟自由方面必然更有优势；富裕者衣食无忧，不必终日辛勤劳作，自然有更多的闲暇进行思考和学习，毫无疑问比勤苦的工人更有可能获取自由。而知识和和财富永远不可能按照绝对平等的原则进行再分配的。
这样一来，人们只要活着就可以享受平等带来的好处，却需要付出诸多努力、寄望于各种内外因素才能取得自由，自由也就很容易被判定为不重要。最极端的情况下，推翻了不平等的旧制度后，知识水平和经济地位依然处于劣势的多数大众会继续敌视少数知识阶层和富裕阶层，这时假如有一个主政者愿意满足多数大众对外部平等性的要求，民众就会兴高采烈地抛弃自由，对给予他们“安定感”和“幸福感”的统治者大唱赞歌，以便享受“安定和幸福”的生活。
地球的历史中这种事情已经太多太多，法国大革命、法兰西第二帝国、俄国革命、魏玛共和国的纷乱、第三帝国的建立、各种颜色革命……这几乎已经成了一种习惯，每当社会陷入政治经济的困境，人们都会高呼“民主”、“自由”之类听起来很美好的词汇发动暴力革命，之后诱发各种混乱和清洗，直到某个英明神武的强权出现，民众再感激淋涕的大唱赞歌，从此过上幸福安康的新生活……
现在的亚尔夫海姆大致也是类似状况。这个影子国家是由执政官一手规划出来的，其能够成立且壮大至如今的地步，李林居功至伟。而且更重要的是，李林成功让精灵们过上远比过去富足的生活，“被统治民族”尽管未必开心，生活水平也比过去强得多。对大多数民众来说，既然李林能把一个被周围所威胁，内部又极度落后贫困，处于覆灭边缘的分散部族政权统一，引向繁荣和独立，那不管是行使**权力还是享受奢华待遇都是合理的。更何况李林素以工作强度大、生活作风简朴著称，想要攻讦一位以工作为娱乐，至今没有个人住房的领导，败坏他的威信，难度还是有点大的。
民众对执政官近乎信仰般的推崇和对民主的麻木已经让左翼诅丧不已，可他们为之忧心的不止于此。
从名义和理论上来说。亚尔夫海姆是一个共和制国家。立法、做决定的是评议会，执政官扮演的是梳理部门之间关系的协调者和敦促法令的执行者角色，和大型企业的首席执行官无甚分别，属于高级打工仔。实际情况却正好相反，真正规划国家大政，制定指令方针的是执政官，评议会不过是橡皮图章，只负责通过议案。最多制造一点小麻烦，根本无法撼动李林的权威。评议会尚且如此，各政治派别更不必说。尽管并不存在党禁。政府的政策执行方式是可以批评的。甚至可以质疑政策本身，但绝不容许怀疑亚尔夫海姆建国的基本原则，也不容许建立其他任何形式的政权。
“这和一党制有什么分别？干脆挑明了组建一个统一政党，立法确立为唯一合法执政党算了！”
法学专家汉斯.吉斯维乌斯拍着桌子大声嚷嚷。作为最坚定的民主主义分子。他会出任史塔西法务顾问可谓奇事。在特务部门工作的经历反而促进他的民主信仰这一点就更叫人大跌眼镜了。
在吉斯维乌斯看来。评议会由一群迟暮之年的老爷爷把持固然于国无益，可倾向用军事手段解决“生存空间”问题的最高领导大权独揽同样未必是好事。最佳解决之道是增设一个具备立法、监督职能的机构，可以陈情民意。表达不同党派的利益诉求，还能限制、监督执政官，从而达成权力制衡。至于外面那些国家——用文明社会的交涉手段与之接触，身为同样接受文明熏陶的智慧种，对方应该明白形式，乐于承认独立精灵国家的。
“总之，我们的政策就是和平，也只能是和平。万一爆发战争，就真的没人能和执政官对抗了。”
另一位法学博士汉斯.多纳尼发了言，他比吉斯维乌斯年轻，发言也更直截了当。
说到底，左翼并不全是和平主义者，一部分成员甚至不比右翼更爱好和平。但他们认为和平是有利的——不光是对国家，也是对亚尔夫海姆的权力结构。在他们看来，只要爆发战争，不论规模大小，防卫军一定能夺取胜利。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军方和执政官在民众心中的地位将更加不可撼动，推动民主化将更为困难。
人民总是和胜利者站在一起——这是执政官说过的俏皮话。历史——地球上降服整个欧洲的拿破仑皇帝荣登法国人心中最具权威的人物，1940年征服法国，成为德国人民心中男神的元首都充分证明了这番话的合理性。左翼分子不知道矮子皇帝和奥地利下士的故事，但他们很清楚，一旦开战，执政官的头衔就该换成“皇帝（kaiser）”，没有人会去反对一位贤明的开国之君的。
“现如今说是要纪念皇纪四千六百年，但真实目的其实是宣传‘国体思想，向民众灌输高人一等的反动意识，提高对国民的士气动员，加快总体战准备。我们必须坚定不移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反对强化执政官的权力，建立真正的民主社会。”
一大半与会者点头以示赞同，卡尔.弗里德里希.戈德勒不以为然的摇摇头，作为左翼中君主制推崇者的代表，他对此有迥然不同的看法。
“先生们，请注意。我们终究只是少数派，不论将来成为独立的小国，还是建成制霸天下的大帝国，这一点始终不会有任何改变。如果没有能镇住场面的威权人物，我们就不得不面对在新立法机构内被多数的人类、兽人压制的局面。民间这种情形会更激烈，届时将引发政治混乱和种族冲突。到那时，我们还是不得不求助于**的力量，我们可以反对战争，但我们不能对战争没有准备，更不能因为反对**而反对执政官的正确意见。”
“没错，先生们，我们热爱民主，但我们不能因此否定开明的**。”
迪特里希.朋霍费尔插口，路德派神官因为过于激动，话音有点发颤。作为侍奉母神的神职人员，他早就盼着这个了。
“别说傻话了，这和右翼那群要求搞独裁的家伙有什么分别？！”
“执政官的头衔就够了。皇帝说什么也不行！”
“难道要为此甘冒违背民意，撕裂国家的风险吗？！”
“无论如何，皇纪四千六百年的庆典必须低调，要不干脆取消！”
“说什么傻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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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呀哎呀，这些知识分子啊……”
放下史塔西送来的关于自由派集会内容的报告，李林苦笑着摇摇头，一旁的布伦希尔上前将盖着“极密”戳子的文件收好。
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这颠簸不破的真理总是一次次在知识分子身上应验，一次次打他们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