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切开始之前我想有必要让我的读者们清楚一点，你即将阅读的这个故事是出自一个为人极不谨慎的青年人在事发多年后的一段回忆。至于回忆和事实之间保留了多大的关联，在这一点上作者是没有把握的。如果可能的话我真想痛哭一场，然后放下笔，就此不再对这段回忆做任何的描述。我希望我还有能力——但我似乎已经不再能够——去设想这个年轻人在当时的悲伤。因为就算我竭力去发掘脑海深处停留的回忆，我们之间仍然不可避免的介入了某种障碍。障碍在于在生者和死者之间，由时间划定的在漫长岁月中被席卷一空的广袤荒原里。
另外需要告诫读者的是，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似乎足以成为短暂生命的全部了。我年轻的朋友在他充满光明的年纪死去时，曾对我说他可以付出的远比爱情更多。”
任何表面上看似微小的波澜，在心灵中都无异于疾风骤雨
——CHANG
数年前，我的朋友T死后三周的一个礼拜五上午，我在位于西安近郊的家里收到了一件邮包。寄件人名叫S，寄件地址为长沙市**区**街。拆开外封包装里面是一个三尺见方的纸盒。盒子里放着一些手稿和信件。在这些物品的最上面放着一封那位S女士写给我的信，信内附有一张手稿清单，清单上罗列着T生前所作全部的作品。据S女士称她是我的朋友T生前在异乡的唯一好友。遗憾的是对T的交友状况我所了解的并不比各位读者更多。甚至关于现时的T这个人我是孤陋寡闻的。我未曾预料到过T会遭遇今日的处境。我和T曾经有一次关于未来生活的谈话，他的性格中虽然带有诗人一贯的敏感和精神脆弱，在今日的世界却不足以让他难以生存下去。即便我总会对这件事情感到无比担忧，却没想到T过早的死亡会在某一天成为我不得不面对的现实。直到他突然死去，我才惊觉所谓的现实漂浮在一个甜蜜梦幻的基础上，不是对生活抱有期望欺骗了我。死亡并没有对我们允诺过什么。一个人自他出生时便开始死亡，很多人在少年时代便告死去。这就是现实。
我的朋友T死于数年前的一个傍晚。整个事情的经过从官方的解释中可以清楚的了解，当然时至今日我也确信这一点。T的死因是自杀，另外有一两位目击者当时就在事发现场的缘故所以不存在其他疑问。T死时的身份仍是一名在校学生。根据事后的鉴定书上所写，T于当天下午7点20分左右离开宿舍，身边的人并没有发现他的行为有什么异常的地方。不过那天晚上刚下过雨比较湿冷，而T只穿了一件白色衬衣出门。半个小时后被发现死于一栋行政建筑的一个比较偏僻的角落。T与班上的同学关系一般，没有人知道他死前接触过什么人，T极少对旁人提及自己的私事。他的同学和老师对他近来的际遇几乎毫不之情。仅有的线索是T收到的几封信，但似乎也不能指出T自杀的动机。这几封信也在S寄给我的信件当中。
收到这些手稿和信件的最初几天，我废寝忘食的翻阅。这些手稿和信件写于他大学生涯的三年中。包含T和几位朋友之间在这一时期的通信，T的日记以及诗歌草稿。另外根据S的讲述和回忆与遗稿内容吻合的部分比较清楚地构画出T的感情生活。这一部分并不非常丰富。T在日记中很少提到他的爱情，少数几封写给女友L的信件由于当事人L的回信被T在生前销毁，已经无法再去追溯和还原真实的状况。可以呈现给读者的文本因而相当有限。
而据S女士所言，在T生前经历过的所有事件中她都可以被看做是一个参与者和见证人。如此一来如果要讲一个关于T的故事，S显然比我更具话语权。因为我敢于对自己声称有所了解的那个T仅仅曾在于我们的通信上。得到她的允许，我会原封不动的把她写给我的信件和由她告知我的有关T的事情展示给读者。但在此之前我感到自己仍然肩负有某种对T的作为一个朋友的义务。因为我的朋友T与我不同，我是一个相当陈旧的典籍国公民。有生之年从未产生过背井离乡的念头。甚至从未做过省际之间的旅行。T恰恰与我相反，虽然我对他不甚了解。或者说我对他的了解仅限于纸面。我该如何表达我对T这片面之余的了解。他是一个自由自在、洒脱不羁的人吗？并非如此。一个深邃的孤独者？也不对。修辞的局促空间无法来形容一个曾在我面前生活过的思想过的人。我甚至不能说他是一个有见地的人、称他为T。因为他的姓名嫡属于诗人的姓氏，诗人或抒情诗人权可做为他生活在狭窄世界的短暂用名。
诚然我并不赞成把T死前短暂人生的数年光阴就这样一览无余的呈放在公众面前或是写入一本名不见经传的小说里。既然我一时间难以判断自身行为的价值，况且我向来对一切市面有售的新读本嗤之以鼻，更不必说自己动手来写其中的一本。
可我再一次对T在我人生中的位置产生了错误的估计。我翻阅那些手稿，力图摆脱和写作有关的任何念头。我的情感却容不得我做任何理性的思考。S在信中告知我，T在生前嘱咐过她要把这些作品全权交由我来处理。S寄给我的T的诗歌草稿大部分未曾发表过。读者诸君或曾有幸阅读过其中的一两首。因为它们曾发表在一些尚且有点知名度的诗歌杂志上。我会一并展示给读者，以兹证明T确实在人世上生存过。另外，S在信中对T在通信中提到名称的人物也做了比较完整的说明，甚至包括T援引过其诗句的无名诗人。
我在这些手稿中找到了一本已经集结成册的小集子。是由S女士负责编排，在T死前一个月的时间里由他本人亲自进行筛选的个人诗集，封面上是由另一位诗人手写的书名——《抒情诗人》。S告诉我，T在他生前的最后一些日子里，间或有过出版诗集的念头，但最终没有实现。想必读者不会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在一个精神暧昧不明、奉行消费主义的时代，阅读不过是金元拜物的另类、有差别的形式。但与其说人们不阅读，毋宁说人们不生活。所以才会盛行肚脐以下的价值判断。我认为即便T有过出版的念头，却不会抱着认为这件事具有十足必要性的想法。因为除了写作之外并不存在其他可能是必要的事情。对于诗人而言是如此。画家、雕塑家，从事其他艺术行为的人也可能抱有相同的想法，但也未必。我所指的是这些人之中的少数分子，兼具希腊式悲剧英雄的气概。
T写过一封给S的信借以说明自己的态度。
亲爱的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