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这种文章，大概也就是阮大铖这个家伙愿意写了，换个其他文人出身的人，首先得掂量自身的立场问题。阮大铖这个家伙就一个立场，谁给我做官我的立场就站谁这边。这种把节操塞在裤裆里，赤膊上阵的劲头，实在是这个时代难得一见。
当然阮大铖也不是傻子，之前肯定权衡过厉害。陈燮这个总督本身太过于特殊了，文的武的，人力财力，君王的信任，那是一样都不缺。这样的大腿抱着确实比较放心。
在家等了一日，看完自己写的文章，阮大铖也是一头的冷汗。当时为了投名状，不管不顾的写了，现在看看都觉得心虚。自己就是大地主，没少挖国家田赋的墙角。事情都做下了，阮大铖也顾不上后悔了，死死的保住陈阁部的大腿才是正经。
这篇文章见报之后，整个江南士林都对这个问题避而不谈了。根本就没人敢于正面迎战，很简单的道理，再往深了掰扯，涉及的问题过于敏感。这些民间的缙绅，哪个没有一点问题？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明朝的读书人一旦中举，其乡人必然以田地投献于名下，以此来逃避税赋。大家都这么干，没有一个人是干净的。好在这篇文章只不过在谈论公和私，真没往田地上扯，没往别的上头去扯，那就还有余地。
两天一过，下一期报纸。陈燮署名的一篇白话文又来了。正面就一些隐姓埋名的责难做出回应，问题就是“礼法”。开篇就写：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礼很重要，这一点毫无疑问。这里要说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的变化，礼法也在不断的变化之中。首先，礼法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这是礼法存在的最大意义。一旦现行礼法不适合这个时代的国家利益。那就必须进行调整和完善。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西周时的周礼与汉唐之礼，能完全一样么？汉唐时期的礼法，与现在的礼法一样么？
陈燮也很狡猾。知道跟这些人掉书袋子肯定是干不过的。他换个花样玩。先把自己的观点放出来后。陈燮又说：所谓此一时，彼一时。太祖立国之初，民少而田丰。故而行商者甚少。甚至都可以忽略不计这个群体。但是现在不一样了，自成祖一来，承平二百年，人口增加至今近二万万，各地行商者已经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商人手里掌握了大量的财富，而国家却有缺少税赋用度，过去少收商业税甚至不收，对整个国家的财政影响不大，现在则不然。土地的税赋，已经无法满足国家支出的前提下，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
陈燮拿一些现代的观念，改头换面，并且以一个一个生活中的例子来作为证据。陈燮举的例子中，大家最熟悉的莫过于丝绸业，这些年因为丝绸的价格攀升，民间多有毁天造桑林者。这种举动，不是国家法令能左右的了的事情，完全是民间自发的结果。这样的结果，必然导致江南粮食的减产，表面上看起来不利于国家的稳定，实际上换一个角度看，当粮食价格上涨的时候，完全可以从南洋等地采购粮食补充国内的粮食产量不足。而不是简单的看见了商业会导致农业的减产，进而去杜绝这种现象。首先这种做法，就是不现实的。百姓自发的行为，你怎么杜绝？身为国家官员或者是未来的国家官员，对于国计民生必须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而不是完全凭个人喜好去做事情。
通过收取商业税，国家获得了银子，然后用银子去买商人手里的粮食。这个过程看似简单，实际上在整个过程之中，存在着很多吃饭的营生。百姓有个营生，衣食无忧，才能安心的生产生活。举个例子，丝绸价格上涨，商家扩大生产，首先需要招人把丝绸做出来，其次是运输也需要增加人手和运输工具，增加运输工具，又能带动运输工具的产业，比如造船。每一个小小的家庭里，有一个人有稳定的收入，这就意味着一个家庭的稳定。因此，别小看一个小小的丝绸行业，养活的人口是一个庞大的人群。
产业兴旺了，国家能收的银子就更多了，反过来能用于安定国家的钱粮就更多。国家有了银子，士兵有了饷银和抚恤，上阵自然没有后顾之忧，将士用命，国家安全才有保证。国家有了钱粮，才能用于赈济灾民，不使贼寇有可乘之机。
这一通道理，其实读点书的人都懂，只不过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摆在一起的时候，怎么选择的问题罢了。
说起来江南士林的影响大，不是因为他们水平高，而是因为这个年月的所谓“民意”，从来都不是草民的意思。民意，是那些缙绅集团的专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时代的文盲太多了，绝大多数人连字都不识一个，你让他表达自己的意思，能用顺畅的文字表达么？
陈燮在这个问题上，玩的就比较绝了。整个南京城，每一条街巷都有读报栏，有人免费给百姓读报。这个就不一样了，不识字不等于傻子。白话文写的东西，念出来谁都明白。当这些草民知道这些道理之后，并且愿意表达出来，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意。
大街小巷的读报栏边上，多了一些穿青衫的读书人。胸前挂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记者”二字。挑担子的大叔在听完读报后，准备回去继续干活，立刻被记者盯上了，问：“这位大叔，请问你听了这个读报，有什么想法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