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前来拜见永胜伯郑彩的是施琅。
施琅是福建泉州晋江龙湖镇衙口人，祖籍河南省固始县方集镇。早年，他是明将总兵郑芝龙的部将，在1646年不得不随郑芝龙降清。
由于郑成功的招揽，他入海加入了郑成功的抗清队伍，成为郑成功部下最为年少、知兵、善战的得力骁将……此时正是出任左先锋。
军中一切的机密大事，郑成功都要和施琅商量，施琅也一心一意为郑成功效劳。郑成功军队中，一切楼舰、旗帜、布阵等相应之法，大多出自施琅手中。
永胜伯郑彩深知此人。
传闻此人将诞时，母太夫人夜有神授宝光之梦，觉而异之，遂生……此人少年之时，学书未成，弃而学剑。从其师习战阵击刺诸技，于兵法无不兼精，遂智勇而为万人敌。
此人现在是郑成功之左膀右臂，若郑成功将他派来，定是有极为重要之事。永胜伯郑彩自然不好慢待，于是亲自接见了他，两人开始了密谈。
施琅眉清目朗，危言危坐，满腔正气地将粤东之事一一说出。
这事情还得从1647年9月说起。
在与四叔郑鸿逵并肩子上的泉州战役失败后，郑成功加强了自身力量的积聚，开始广泛招募文武人才。
在“反清复明”的口号宣传下，大批爱国知识分子相继而来。
起初，郑成功对他们礼敬有加，每遇重大事件都会征求他们的意见，这样逐渐就形成了一个善于理政的文官幕僚班子。
同时，他还凭借自己在隆武朝廷中的地位以及郑芝龙的旧关系网，招集兵将，将要组建一个武班子来增强自己的军事实力。
郑成功两手都想要硬。
在他充满正能量的宣传攻势中，陆续又有反清将领，或是追随郑芝龙降清后又懊悔的闽中诸位将领，还有那些深怀故国之思的“降清明将”陆续奔走而来。郑家名气的影响还是巨大无比的……
随着队伍的不断壮大，军需供应问题很快浮出了水面。
由于郑军控制的地区仅限于沿海岛屿以及小片的滨海土地，想要靠当地的物力与财力，根本不能维持一支庞大的舟师、陆战部队及其众多家属的日常生活，种田之事，从没有出现在爱国志士们的脑子里。
那么年轻的郑成功是如何解决后勤问题的呢？
经过与他手下的文武两套班子商议，郑成功采取了两个措施：
首先，他继承了郑芝龙开创的海上贸易事业，充分利用自己的水师优势，找一些商人代理商，把内地出产的物资通过一些秘密渠道运往海外，诸如暹罗等地，从中可以赚取到高额的利润，购买一些军需品的费用就是由此而来，至于货物的来源和组织情况，就比较复杂了，无法一一说明。
事实上，汉唐集团在占领了台湾后，郑成功的代理商自然也来同汉唐集团贸易，有关郑成功的一些活动情况，汉唐集团还是基本掌握一些的……还好，和历史的大走向没有出什么差头。
而二十几岁的国姓爷，当然不知道有一帮子“大叔”在本属于他的地方上，偷偷观望着他奋战的背影……小伙子啊，你要好好奋斗……
其次，他依靠在攻占地区征收粮饷，当然，这里面很多时候是要靠抢的。
有许多史料可以证明，郑成功摊派的田赋、征发的劳役苛重之极，此举虽然解决了郑军的燃眉之急，但如此竭泽而渔，却直接导致了所在地的民心向背：许多百姓宁可做清朝的顺民，也不愿做郑军辖下的“义民”。
在这一点上，明大陆上的明人显然没有经过系统的洗脑活动，他们也是现实和理性的——当然这个时空里，世界所有地区的人们都只靠着地理关系或宗教关系来维系着，不会出现国家的概念，爱国主义行为往往都是自我活动的副产品，是后人总结的。
“民心尽丧”，这也正是郑军在攻占许多沿海土地之后，往往不能立足的根本原因，何况，有时还不是单纯的征税问题，更有那“**裸地掠夺民财”的事件频繁发生。
沿海百姓纷纷将郑军视作海盗，避之惟恐不及。郑成功自然就难以在军事上取得大的进展。
由于福建多山地，和平时期就缺粮，需要从广东的潮州、惠州转贩粮食，以弥补闽中困境。因此，即便郑成功收尽闽中粮食，也难以养活自己庞大的军队。运筹良久，他决定西取“粤南大粮仓”——潮州，来永久性地解决军粮供应的问题。
可是年轻的国姓爷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1649年的潮州，尚在明军手中。郑成功图谋夺取潮州的行为，就属于挑起明军内讧的“不义”之举。郑成功师出无名，不能不有所顾忌。
他思来想去，认为为了郑氏集团的长期利益，哪怕从此担上恶名，也在所不惜。同永胜伯郑彩一样，他所有的利益出发点都是以家族为先，当然，这是整个时空的基本道德水平。
几天后，他致信潮州总兵郝尚久，以“联兵”为由要求常驻潮州。
这是摆明了硬吃他，潮州总兵郝尚久断然拒绝。郑成功闻讯后，终于扯下了温情脉脉的道德面纱，兵锋直指潮州地区。
这个潮州总兵郝尚久同郑成功比起来，是大叔级别的，这一年他四十四岁。他一直追随李成栋，随李成栋入清后，一开始就镇守潮州。
1649年间，又随李成栋反清，南明授他新泰侯，仍镇守潮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