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苏长青说推倒柏林墙是演戏，作为德裔的梅露兰·多拉有点难以释怀：“您为什么觉得推倒柏林墙是演戏呢？”</p>
“因为这事被宣传得超越了推倒一堵墙，刻意赋予某种意义就是经过了编导，何况所谓的巨大意义并不真的存在，骨子里许多东西从未改变。”</p>
“何以见得？”</p>
苏长青聊起了《朗读者》，昨天他捋了捋这个故事，有了另外的心得。</p>
他把故事大概说了一遍，一个德国少年爱上大二十岁的汉娜，战后再见面是在战犯审判庭上等等。</p>
梅露兰·多拉听完很惊讶：“您是说这个喜欢听小情人朗读的汉娜实际上是个文盲，不可能是集中营的负责人，也就不可能是战犯，但为了隐瞒文盲的事实，宁可冒着可能被战后法庭绞死的危险？”</p>
“是的，汉娜对不识字有股强烈的羞耻感，不顾一切坚持隐藏这个秘密，最终被判终身监禁，虽然失去自由，但也保留了最后一丝尊严。”</p>
《朗读者》拍摄于十年后，主演就是今年即将凭《泰坦尼克号》萝丝大红大紫的凯特·温斯莱特。</p>
梅露兰·多拉显然没有考虑过这样的困境，一时有些反应不过来：“可那个少年已经是法律工作者，完全可以出庭为汉娜作证，仅仅为了自尊而失去自由，甚至令战争审判失去意义好像不值得。”</p>
“这正是戏剧矛盾之处，尊严和自由哪个重要。</p>
汉娜是集中营管理员，是国家犯罪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当她受命拣选女囚犯，把她们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去受死时，她没有怀疑过、更没有挑战过这个命令的合理性。</p>
当关押数百犹太人的教堂起火，她考虑更多的是如何维持秩序、防止囚犯逃跑，而不是开门救命，于是烧死了许多人，她还是有罪的。”</p>
“你刚才问少年为什么没有出庭作证，原因恐怕很复杂。”餐厅里很热，苏长青从寒冷中彻底缓了过来，于是啤酒喝得很勤：“首先是作证也无法免去所有杀人罪行，其次是他们这一代人对上一辈的罪行感到羞耻，心怀怨恨。</p>
但他依然爱着汉娜，在她服刑期间依然寄录音带为她朗读，教她识字。”</p>
梅露兰·多拉很快反应过来了：“这故事有为战争罪犯开脱的味道，个人虽然在国家意志面前很渺小，但毕竟有选择的能力。”</p>
“如果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文盲，没有选择的能力呢？”</p>
“您在设定一种极端的情况，但这改变不了犯罪事实。”</p>
“清算战争罪行是其次的，其实这是个关于羞耻、谎言与傲慢的故事。”</p>
梅露兰·多拉又有些意外：“哦？”</p>
当苏长青想把这个故事真写出来时，才明白这并非是一部反战自省片。</p>
一战之后德国识字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按道理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的汉娜绝不应该是个文盲。</p>
一个自诩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居然还有文盲公务员，这本身真可能是巨大的羞耻。</p>
汉娜一定花了不少功夫撒谎保守这个秘密，她对集中营中杀死大量犹太人并无忏悔之意，甚至自始自终没有道歉过，但对尊严耿耿于怀，不惜为此终身监禁。</p>
“这是自认高人一等的傲慢，不惜撒谎并付出惨痛代价也要维持这个傲慢，这才是这个故事的本质。”</p>
苏长青觉得这个故事设定给日本人也很合适，日本人在这方面甚至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战后诚恳道歉的人屈指可数。</p>
凯特·温斯莱特最终凭此片奥斯卡封后，梅露兰·多拉都看出其中有为战争罪行开脱的成分，评委们不可能看不出，然而此片还是获奖了。</p>
评委们很明白影片是否反战是其次，朗读者朗读的是文明，这故事贩卖的是文明优越论。</p>
“有些事情从未改变，只不过换个形式存在。”</p>
这当然是个好故事，由欧美人写出来是自我吹嘘，如果苏长青写出来，恐怕就是一针见血的讽刺。</p>
“您的才华再次令我刮目相看。”梅露兰·多拉当然也想明白了，笑着喝了一口啤酒：“作为朋友我真心劝您一句，别考虑拍这部电影，何必呢？”</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