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身裹蝉翼似的白纱裙，
在门厅里翘首盼望，怦怦心动，
而那单调窒闷的气氛，
仍笼罩在屋中。
——哈代《音盒》
欧内斯蒂娜前一天晚上无论如何也不能入睡。她清楚地知道，白狮旅馆的哪几扇窗子是查尔斯房间的。她发现，姨妈的鼾声在寂静的房中响起之后很久很久，查尔斯的窗口依然灯火通明。对于她跟查尔斯的争吵，她开初觉得受了委屈，也觉得内疚，可是后来她又一次从床上悄悄爬起时——这已是第十六次了，看见那儿的灯光仍然亮着，她的负疚感就更加强烈了。显然，查尔斯生她的气了，是啊，查尔斯有权对她不满。
当时，查尔斯走了以后，欧内斯蒂娜自言自语地说（后来她也对特兰特姨妈说过），她对温斯亚特庄园不屑一顾。当然，她的这种说法使人不禁想起狐狸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这样一个寓言。查尔斯出发到伯父家去以后，她曾想应该通情达理地承担起大庄园女主人的责任，甚至还动手草拟了“庄园管理条例”……然而，这一梦想的破灭反而使她感到轻松起来。管理大庄园的主妇应具有大将风度，而欧内斯蒂娜压根儿没有军事才能。她喜欢舒适豪华，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尽管如此，她却有世俗的均衡感。她认为，在十五个房间已经足够的情况下，三十个房间是种无益的浪费。或许，她这种通过比较来进行节俭的观念是从她父亲那儿继承来的。在私下里，弗里曼先生认为“贵族”跟“无用的虚饰”是同义词。尽管如此，这并没有使他放弃跟贵族做生意，也没使他放弃在伦敦经营许多贵族都喜欢的住宅；他那宝贝女儿一有机会跟有爵位的贵族结婚，他也没有坐失良机。说句公道话，要说将女儿嫁给一位子爵，他还不敢当，因为那未免高攀不起；要是说从男爵么，他会觉得那再恰当不过了。
我这样说可能冤枉了欧内斯蒂娜，因为她毕竟是环境的牺牲品，而且她又是处在那样一种愚昧的环境里。中产阶级之所以成为酵母和面团这样一种混合物，主要在于它对社会自相矛盾的认识。现今，我们往往忘记资产阶级曾是一个非常革命的阶级。我们看得更多的是它消极被动即面团的一面，把它视为反动的中心、社会的公害，把它看成永远是自私保守的阶级。在社会三大阶级中，唯有资产阶级常常真诚地瞧不起其自身。在这一点上，欧内斯蒂娜也不能例外。她讲话的语气中常带有一种令人不快的、酸溜溜的味道，这一点不仅查尔斯听得出，她自己也感觉到了。她的悲剧（也是许多人的悲剧）在于：自卑是可贵的，但她用得不恰当，结果她使自己变成了中产阶级对自身永无信心的牺牲品。她不仅没有把中产阶级的弱点视为反对其整个阶级体系的理由，反而看作是爬到贵族阶级的借口。这一点也不能怪她，因为她一向受到的教育是把社会看作由许多梯级组成的梯子。这样，她生活的唯一目标就是向被认为更高的阶梯攀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