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宛儿的离去，商仪的态度却出乎我的意料。她指示相关人员按照厅级干部的规格给宛儿开追悼会。因为商厅的明确表态，A系统大大小小的头头闹闹们都去参加了宛儿的追悼会。商仪亲自在宛儿的追悼会上致悼词，念到伤心处，还流下了泪水。我相信这泪水是真的，她是个惜才之人，却也疑心重重，于是宛儿的离去对商仪而言既是痛失爱将又是一种解脱。
当然，商仪把宛儿的追悼会开得热热烈烈并非只是因为惜才。她还有更深一层的目的——她要通过悼词的内容向那些背后疯言疯语同僚们传递一种信息——宛儿虽然一心扑在工作上，但是控制个人情感上的能力却非常糟糕，所以她用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这样的举动与她在处理个人情感上的失败有很大关系的。商仪的这套冠冕堂皇的说辞无疑是将我推到了风口浪尖，让我成为了造成宛儿自杀的罪魁祸首。
商仪自信于这样操作的原因是因为她能够让A省的大小媒体在对于宛儿自杀事件的报道上完全失声。同时她今时今日的地位，让她在体制内享有充分的优势话语权。她在宛儿追悼会上的解释就代表组织上对宛儿自杀的定性。这完全是一种在集权体制下，用领导的淫威营造出来的一种自欺欺人的和谐氛围。她不需要人们去反省，也不需要人们对事情背后透露出来的悲惨作一个充满独立理性和人文关怀的思考，哪怕连私下里议论都会被领导视为不守纪律。领导只需要下面的人保持沉默和乖张，只有这样你才不会被领导看死而仕途无望甚至被打击报复。由此现象也能折射出中国的理论只能是由领导来定夺。这并不是什么所谓的中国特色，而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遗毒，这些有违人性的操作都应该被坚决地摒弃，而不是用来为体制的缺陷作掩饰，为理论的苍白作辩护！
宛儿的离去带走了许多秘密，这似乎让商仪松了一口气。但是商仪却似乎并不放心我的存在。我并不怕她把我也“杀人灭口”，因为那不是她那一级别的干部干出来的蠢事，我对她够不成多大的威胁，何况她对我还是心存内疚的。现在我只是失去了利用价值罢了，因为据传她已经有了新的秘密情人。
就在开完追悼会当天，我悄悄地塞了一封信给她的秘书，让她转给商书记。信的内容很简单——给我一个助理巡视员的待遇，然后我提前退居二线。
当天晚上，我正在家里收拾宛儿的遗物的时候，商仪打来电话，让我去她家里面谈。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去了。
一见面，商仪就问：“为什么不想干了？你还年轻，受这么一点点挫折就打退堂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