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凤至的病，前前后后拖了一年有余，延请名医无数，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家中倒也是天天药香不断，以他这样的人家，无论什么药方子、多么名贵的中药都是能寻到的，但中医各执一词，反把病耽搁了。
西洋医生一到，立刻药到病除，让张汉卿感触良多。
不是中医不好，而是中医很难有系统化的治疗方案，讲究个因人而异，又讲究个病理推论从源头上解决。道理是对了，但是治疗效果未免过于缓慢。而且中医传统上为世袭，不像西医开放，容易普及。
“过两天一定要在东北大学里设置一个医学院，其它有条件的大学也要开设中医学科，这样既让中国医生与西方医术同步，又要发扬中医传统优势，让它在未来的世界医学舞台上能有一席之地，免得像后世那样的没落。”张汉卿暗暗做了决定。
他的这个想法肯定能实现，只是肯定要在奉系控制下的中国才行。言出令从，经济实力允许。
放眼全国，奉系已经是主导中国政治的绝对一极。政治的较量其实就是实力的对比，奉系所倚仗的，不但有超强的军事实力，还有卓越的政治组织力、宣传能力、鲜明的政治纲领、庞大的经济力和被治下各省拥护的政策。
当前中国政局的形势是包含人民党系的奉系力量一支独秀，把排在第二名的直系远拉在后面。即使如此，直系力量也绝对可以把已经日薄西山的国民党系力量甩出一大街。但即使他们联合起来，再加上西南地区桂、滇、黔、川几派，也只能算是略略持平。
随着奉系完全扛起民国的半壁江山，现在就是把国内其它反对势力形成合力也难是其对手了。在这种情况下，蜗居在上海的孙逸仙看清局势，决定联合奉系，重塑法统。
之前黄浦江上的一轮炮击，国民党上下对人民军已经势同水火，但人民党同样也对国民党心存芥蒂。在这种形势下，等着奉系向国民党伸出橄榄枝当然不现实。
剔除了国民党，奉系完全可以组建中国；但没有了奉系，任谁都玩不转中国政坛，这是现实。
到这个时候，孙逸仙才认识到，除了在军事上国民党没有一点希望外，人民党在政治经济上的建树也是远超他所能理解的高度。他决定不计前嫌，与张汉卿重新联起手来，为开创中国全面进入现代社会而共同努力。
冤家宜解不宜结嘛，从这一点上来说，这才是一个负责的政治家的风度。
张汉卿又何尝不想取得和平的局面？虽然表面上占据了中国的半壁江山，但各种磨合需要时间，在关外还没能形成对直系压倒性的军事优势，还要防着日本人、英国人、美国人的趁火打劫或背后一枪。此外，经济的发展非一朝一夕之力，其实最需要时间的，还是他。
若不是一些历史大势屡屡变为现实，他也不会如此担心于直、奉之间的白热化较量。天幸有他，堪堪避过了第一次直奉大战的大败，为中国保留了力量。但是谁又能想到，前期积攒的力量会不会变得更加凶猛？
人民军、奉军都处在急速扩张的阶段，这个时候，因为新兵的大量加入，相当部分的学员出身的基层指挥官还没有多少人经历过战争的洗礼。指挥系统因为延伸的关系处在适应期，如果发生战争，战斗力反会不如扩张之前。
在张汉卿的力促下，关外奉军开始了仿照人民军序列的改编，关内诸元老正在观望。看起来这只是参谋部、政治部、后勤部和装备部四大部的变化，却比之旧式军队有本质的区别。
比如政治部，这是卫队师、第一师特有的产物，后来推广到全部人民军。它对军队的好处是看得见的，坏处也是明显的：因为它能够控制住主官对于军队的私人掌控，它的出现标志着新旧两种军队的分界岭。
比如参谋部，甚至比政治部的出现更早。清末民初的军队只在师和混成旅以上设置参谋长，而且阶级较低。是在张汉卿的努力下，参谋长的地位才有了渐进式的提升。因为参谋长地位的提升，张作相才水涨船高，能够与手握重兵的孙烈臣、张景惠、后来有吴俊升并驾齐驱。
张汉卿的卫队旅成立也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不单单因为它是一支私兵。在张汉卿的影响甚至决定下，本来不该有的旅参谋长、团参谋长都有了，连营都设有参谋。
参谋长不但取代了传统的参谋处长对于司令机关的负责，张汉卿还在一年前规定了参谋长为同级部队的首长，所有作战命令必须有其附署才能生效。
这样，有参谋长制约、有政治部主官监督，一支军队的主官很难再有演变成军阀的机会。再加上后勤部全权负责军需，装备部掌握着最前沿的技术和重要的武器分配，前线的主官唯一能做的事只能是钻研打仗技能、提升指挥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