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无论是霍士其还是他的堂兄霍伦，对“刘伶台案”都不能说是一无所知，只不过他们听说的那桩公案有另外一个称谓一一壬戌年礼部贡试舞弊案。
商成攒起了眉头。他到现在还是非常不习惯这种民间常用的天干地支纪年方法，也换算不出壬戌年具体是哪一年。他就知道今年是夏历乙亥年，自己和莲娘成亲的那一年是壬申年。
霍伦看出商成对年代和时间有点迷糊，就解释说：“壬戌年就是东元七年。”他看了霍士其一眼。他有点不大明白，明明是来和商成谈酿酒作坊的事，怎么自己的堂弟会把话题扯到十多年前的陈年旧事上。但是看商成和霍士其的神情都很严肃郑重，他便聪明地顺着霍士其的话题说下去，“那一年的礼部试事前有人泄露了考题，结果榜之后，事情就被心怀不忿的落榜考生揭出来。弊案一出，朝野哗然天下为之震动，当今也是龙颜大怒，即刻就下旨上京城四门落锁，三千羽林军倾巢出动兵围贡院，全城大索参与舞弊的官员举子。据说，事后被砍头的就有三四百人……”
他说得眉飞色舞，商成却越听越觉得他这是在演义。就不说出动羽林军是个什么概念，单只砍下三四百人头便绝不可能！这又不是谋逆案，怎么可能一次杀这么多人？就算他不是法律系的研究生，也没仔细研读过大赵的刑律，可他依旧这不过是一桩重大的渎职案件，了不起诛除几个恶以儆效尤，其他的相关人等该撤职的撤职，该查办的查办，把作弊的举子剥夺功名再交由地方严加看管，朝野的风评物议自然也就会偃旗息鼓。要是朝廷体恤举子们十年笔砚磨砺的心血和艰辛，另外举办一次考试，别说没人会去议论朝廷的不是，说不定人人都要颂扬皇恩浩荡君恩似海。想想他进京述职时不过为燕山卫从礼部多争取到两个参加贡试的名额，温论就恨不能在州学里刻碑纪念，假如东元帝真为舞弊案重开贡试，只怕是个读书人就要对皇帝感恩戴德。
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并不相信霍伦所讲述的故事。他觉得，燕山离京师远，屹县又是偏僻小县，等口口相传的消息转到霍家两兄弟耳朵里的时候，估计至少在案的半年之后，案件的面目早已全非不说，说不定当年在京师里都没掀起多少风浪的一个小小舞弊也会变成泼天大案。
不过，他还是接受了故事的一部分。无风不起浪，看来那年的科举考试的确有问题。不过回头想想，他又觉得这很正常。没有弄虚作假现象的考试才是不正常的。历朝历代大概没有哪一次全国性的统一考试没有毛病；特别是当这种考试与一个人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的时候，它就更加具备了滋生丑闻和弊端的条件；东元七年的礼部试不会也不可能例外。
事实是当时的情况远没有霍伦说得那么曲折离奇，反而和他的猜测更加接近一些。
按照霍士其现在知晓的情况看，那年的礼部试确实是有一些情弊，不过并没有落第的举子去官府作检举。案子也不是举子们揭的，而是因为参与作弊的人里面有人的手脚不够干净，让御史台在一次例行的公务稽核中现了蛛丝马迹，再顺藤摸瓜追下去，最后一路查到几个考官和十几个举子贡生。这无疑是桩丑闻，所以朝廷并不愿意声张，把正副两个主考一人加了一个“最次末等”的考绩评语，又撤了几个考官的官职差事剥了十几个举子的功名，然后事情就不了了之。正象商成猜测的那样，所谓的“壬戌年礼部贡试舞弊案”在京城里基本上没什么人谈论，许多落第的举子甚至压根就没听说这个案子，更不用说什么“朝野震动”了。
然而这并不是案件的全部。除了一些天生敏感和政治嗅觉高度灵敏的人以外，谁都没有意料到，这个生在东元七年春天的不起眼的小公案竟然是后来几年中席卷官场的“刘伶台案”的序幕。当时人们也谈论它的兴致都没有，自然也就不会有多少人会去关注它的后续进展一一
几个丢官撤职的官员很快就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十几个剥夺了功名的举子中差不多有一半人也灰溜溜地回原籍了；
一个月后，当人们已经彻底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的时候，内廷突然传出连串的旨意和诏书，仅仅在一夜之间，东元帝的两位叔伯一个兄弟三位亲王、四位郡王还有一位嗣王，悉数以“妄议”的罪名被夺爵：紧接着皇三子邯郸王改封潞州王，钦旨即刻之国；另有东西两京、西安府、赵县八家宗室远支被严词申饬，三位当家人被移送宗府管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