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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零七章建议(2 / 2)

“我也知道这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但是现下火烧眉毛,这样的问题还是得先解决的。”曾垂普很清醒。

“老爸,其实,是有解决根本问题的办法的。”

曾垂普就盯着自己的儿子看。

“老爸,你不要这样看我,我会害羞的。”曾凌风开始胡扯。

“老老实实的跟老子交代,别打马虎眼。”曾垂普不为所动,他是知道,自己这个儿子是很有些料的。

曾凌风只得老实下来。

“老爸,这个事情,只要操作好了,可谓一举三得。”曾凌风肯定的说道。

“说”曾垂普的回答很干脆。

“这第一嘛,就是能够解决直辖市的发展问题,第二就是让老百姓得到实惠,这第三嘛,就是能够出政绩,有助于你的升迁。”

“说具体的,少来这些没用的东西。”曾垂普继续指挥曾凌风。

曾凌风说道:“这得从GDP的来源说起。改革开放之后,统计工作重新逐步回到正轨,到了1985年,国务院才正式开始在中国探索实行SNA体系,GDP的概念从此在中国的官方话语体系中出现,但当时主要的指标概念仍为MPS下的“国民收入”,GDP仅仅作为一个附属性指标存在,一直到1993年,国家统计局才取消了国民收入指标,GDP正式成为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并迅速成为社会熟知的热词。

在1991年,中国的GDP刚刚突破两万亿元人民币,但是从1993年,即GDP正式成为核心指标的那一年开始,中国GDP持续五年每年都上一个万亿元的台阶,直到亚洲金融危机前的1997年,中国GDP达到了74462.6亿元。与GDP的光荣与梦想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大国崛起”从话语领域进入国际政治的现实层面,以及每个人都难以忽视的物质生活的极大变化。

但是中国的GDP高速列车在行进之中,始终没有摆脱轨道上那些恼人的障碍栏:人均GDP呢?社会公正程度呢?环境的牺牲呢?资源的过度开发呢?收入分配的方式呢?人民的幸福感呢?甚至,GDP数据本身的可信度呢?

在曼昆的《经济学原理》中,他引用了罗伯特?肯尼迪在1968年竞选总统时激烈批判GDP的言论:(GDP)并没有考虑到我们孩子的健康、他们的教育质量,或者他们游戏的快乐。它也没有包括我们的诗歌之美或者婚姻的稳定,没有包括我们关于公共问题争论的智慧或者我们公务员的廉正。

对GDP的追逐带给中国的贡献不可抹杀,当前所谓的GDP反思,所需的只把‘唯GDP’中的这个‘唯’字去掉而已,GDP是基础,没有它什么都谈不上,GDP也是一座桥,关键的是我们要知道桥那边通往哪里。

简单的说,就是走出增长主义陷阱,提升民众幸福感。如今的直辖市,虽然‘蛋糕’还没有足够做大,但要考虑怎样分这块蛋糕,也就是说要追求共同富裕这个理想。如今的直辖市是西部地区的增长极,是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是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但是,现在的直辖市的形象并不符合这个地位。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城市化程度还很低,城乡差距很大。

城市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短时间内,至少是三五年之内很难有很大改观的。但是,减小城乡差距,却是在短时间内可期的。减少城乡差距是城乡统筹的主要任务,而最直接的‘抓手’就是加大民生投入,并且向弱势群体和弱势区域倾斜。

如今的直辖市,民生问题很多,如环境、塞车、群众上访、平安、就医等问题。让民众告诉政府自己需要什么,政府按照民众的意愿去做,由此形成的结果,必然可以增进民众的幸福感。也就是说,政府要开始把施政目标从经济的高速增长,转向民众的幸福。

诚然,对任何现代国家来说,一定的经济增长是必要而重要的,对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来说,尤其如此。因此,政府采取一定措施,创造条件,推动经济快速增长,也是完全可取的。

毫无疑问,从意识形态领先到注重经济发展,GDP概念引入中国,在中国过去二十年的发展中居功至伟。不幸的是,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社会发展的主导意识过于倾向增长主义。各级官员似乎抱定这样一种信念:中国一切麻烦问题的根源就是生产力水平低下,那么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积累足够财富。一旦生产力水平达到相应高度,比如说,人均GDP达到多少美元,全部问题就都可以迎刃而解。

在这种信念支配下,经济增长被当成最重要的政治目标,由此形成一整套增长主义导向的经济、政治的政策组合。民众也在这套制度诱导下,以追求金钱、财富为唯一人生价值,物质主义甚嚣尘上。

当然,增长主义意识形态和政策组合确实发挥了作用,它们在经济的自然增长之外,带来了超常规增长。但是,超常规经济增长模式在创造奇迹的同时,也必然带来严重的经济、社会、政治乃至社会精神问题。

过分地追求高速增长的目标,政府的结构必然发生扭曲,政府会偏离自己的正当本性,成为逐‘利’的公司。经济学界热衷议论的地方政府间竞争,就是增长主义的产物,而这种竞争展开的前提就是官员商人化,政府公司化。其结果是可怕的,这种可怕后果,在拆迁、征地领域中表现得最为触目惊心。

这个时候,高速经济增长就变成了杀敌一千、自伤八百的游戏。不错,经济在快速增长,尤其是中国GDP总量逐个超越各个大国,现在已经成为全球第六。不过,这样的经济增长过程也在制造紧张、冲突,由此形成的增长结果,也引发人们的质疑、不满。

可以说,单纯追求增长的增长主义已经走到尽头了。我们要开始意识到增长主义的危害,而试图改弦更张,引导各级政府关注民生,关注民众的幸福。

出现这样的结果并不奇怪。一种制度架构一旦形成,就会具有惯性。因为,这样的制度架构会创造出强大的利益集团,它们从现有的制度中可以获取巨大利益,当然会拒绝改革。最为典型的就是拆迁、征地制度。

增长主义的要害在于,政府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扮演了过分重要的角色,而且过分地追求增长速度。要减少、控制经济增长可能带来的损害,进而让经济增长真正有助于民众的幸福感的提高,就必须改变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

在现有体制下,调整官员考核指标体系,是一个有效的办法。中国的政府体系大体上是自上而下地任命,自下而上负责。在这样的体制中,上级用什么样的指标考核下级,下级就会在这方面努力。调整官员考核指标体系,比如,加大民生类型的考核指标,当会引导各级官员把精力更多地用于民生。

不过,光是调整这样的考核体系,还是不够的。事实上,从考核增长业绩转向考核民生业绩,考核民众的幸福感,面临着巨大的技术难题。增长业绩是可以量化考核的,GDP增长率、财政收入、或者吸引投资总额,乃至人均收入,都是可以量化统计的。但是,民生、民众的幸福感,却是相当模糊的概念,很难量化统计。而自上而下的考核,必须借助量化指标。这样,即便建立民生导向的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也很可能出现民生投资的空心化,政府关注的依然是硬件建设,而不关心民众是否从中真正获得了好处。

当然,如果真要解决这个技术难题,也并不困难。民主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让民众告诉政府自己需要什么,政府按照民众的意愿去做,由此形成的结果,必然可以增进民众的幸福感。因此,一个以民众幸福为导向的治理体系,如果是有效的、理性的,就必须是一个民众可以方便参与公共治理决策、尤其是预算决策的民主的治理体系。比如,就从今年**开始,人大代表更为细致地讨论预算,民众的幸福感必然会有实质性的提升。”

曾凌风一席话说得他自己都有些口干舌燥的。不过,曾垂普还是理解了他的意思,“你就是说不要唯GDP论,要关注民生,提高民众的幸福感吧。”

曾凌风点点头。

曾垂普道:“看来你想这些的时间应该不少,那你说说吧,具体到我们市,可以有哪些动作。”

曾凌风不满的说道:“老爸,这些应该是你考虑的事情吧”

曾垂普根本不管,说道:“让你说你就说,哪来那么多废话。”

曾凌风不满的道:“行,我就再说说,谁叫你是我老爹呢。我归结起来吧,就是要建设‘五个重庆’——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和健康重庆。宜居重庆是要着力改善百姓的居住条件和环境,让百姓住的较宽、还买的起;森林重庆,就是要改善环境,多种树,让老百姓多吸氧;畅通重庆就是要改善交通条件,要求主城不塞车,乡村有油路;平安重庆是要增强百姓的安全感,让百姓出门不担心;健康重庆要让孩子长得壮,老人活得长,全民活得健康。”

曾垂普点点头,说道:“嗯,很不错。”

曾凌风就有些脸红,这些并不是他原创,而是来自于他的记忆中曾经在直辖市发生的事情。建设“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将有效改善硬件环境:建设“畅通重庆”,实现半小时主城,强化主城辐射功能,将有效带动区县发展;“宜居重庆”将从根本上改善重庆的人居环境;“森林重庆”,则可以提高森林覆盖率。而“平安重庆”和“健康重庆”,是改善软环境的两大助力。最终,“五个重庆”将提升城市品质,吸引和积聚相关产业、资本和人才。更重要的是,“五个重庆”蕴涵着浓郁的人本思想,每个“重庆”都既是经济工程,也是民生工程。“森林重庆”侧重环境,“畅通重庆”偏重效率,“宜居重庆”重舒适,“平安重庆”注重百姓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而“健康重庆”更是关注人本身。“五个重庆”连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改善民生的体系。

曾垂普说道:“你的这个想法很好,但是,要启动这样一个浩大的民生工程,花费的资金也不是一个小数目吧?”

“这就是老爸你这个市长该去考虑的事情了,我就是出出主意而也。不过,需要的钱,肯定不是小数目,保守的估计,你的至少准备两千亿”曾凌风看着自己的老爹说道。

“嗯,你的估计还比较靠谱,没有两千亿的资金,这个工程根本上不敢启动。对了,小子,你的集团是不是要资助一点?”曾垂普开始打曾凌风的注意。

“我看还是算了吧,按照规矩,官员的直系亲属都不允许经商,这个虽然可以以各种手段规避,但是最好我们的产业还是不要与你执政的地方有太多的牵涉,这是忌讳。”曾凌风说道。

“少来,小子,你啥时候有过什么避讳的想法了?再说,这是真正的惠民工程,只要我们行得正坐得直,我们就应该毫不避讳的去做。”曾垂普严肃的说道。

“好吧,我考虑考虑。再说,我们集团这前两年的很多行动不是已经铺开了吗,这些也算是开始行动了吧。老爸,你最好还是将主意往国家身上打。另外,最大头的那一块,还是得市里自己想办法。”曾凌风想了想说道。

“国家这两年正紧缩银根,恐怕是得不到多少支持。”曾垂普有些犹豫。

“过两天我要去一趟首都,到时候我帮你向朱伯伯提一嘴。”曾凌风淡淡道。

曾市长的眼睛精光直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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