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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我的哈密—柳暗花明柳明花暗(1 / 2)

 我们俩垂头丧气地走在哈密市胜利路上。10月的阳光明亮而没有热度,街道旁榆树杨树已经陆陆续续开始落叶了,我们到底何去何从?

是否去邮政局领奖金成了我们争论的焦点。我的意思是光明正大地去领,老板娘还没顾上这事;梁和景劝我算了,派出所可能已经在邮局等着了,去了是自投罗网。眼看走到邮局门口了,我下定决心对梁和景说,你在这里等着,我去领,情况不妙你就赶紧跑。到了邮局,领奖台前空荡荡的,只有一个模样俏丽的女孩在无聊地修指甲。当我怯生生地报出了自己姓名,女孩眼睛立即亮了:真有你的!整个哈密市只有十个人中了奖,你是其中一个!我们都在猜这个牛人是谁,还能挣上我们邮局的钱!我赶紧掏出了身份证,然后在获奖名单上签字,领了那金贵的60元钱。

这是我们入疆以来过得最轻松的一个夜晚。刚入疆时的忐忑,惶惑经过二十多天磨炼已经减轻了许多,我们终于有闲暇时间慢慢在街道上溜达。

现实的哈密和我想象的哈密完全不同。在我的想象里,哈密应该是土楼高耸,各民族载歌载舞,满大街甜瓜、葡萄的地方。我感觉实际上除了浓郁西北风味的饮食、拗口的地名和老家不一样,操全国各地口音,南腔北调的的人多以外,和家乡并没有本质不同。

不觉我们散步到一个广场,广场边上一片霓虹灯在闪耀,“曼陀铃”三个字熠熠发光,里面断断续续传出放肆的笑声与粗野的歌声。我知道这就是刚流行起来的所谓舞厅或歌厅吧。广场上,又是另一番景象。一个电视机,一个录像带,两个小喇叭带一个麦克风,也组成了一个小型“歌厅”,一个小伙子正大声吆喝着“一首两块,五首送一首”,不时有三三两两的人鼓足勇气唱一首,然后或镇定地或面红耳赤地离开。

我们在露天“歌厅”旁的石板上坐了半天,招揽生意的小伙子开腔了:“兄弟,白听了半天歌,也照顾一下生意,唱一首啥!”说完把一张脏兮兮的选歌单扔给了我们。我和梁和景面面相觑,就我们这怂样还唱歌?但是既然人家问话了,好歹我也得回答啊。我站起身子,双手将选歌单还给小伙子,装着老练地说:“兄弟,来这里找亲戚,没找到,还正在犯愁哩,作难那,哪里还能唱歌啊!”小伙子见怪不怪地说:“这样啊,我今天也是第一天练摊,该收摊了,我给你俩找个去处。”我和梁和景对视一眼,心里高兴极了,忙不迭地帮小伙子收电线,装箱子,然后把所有家伙什装上一个三轮车,小伙子骑着,我们跟在三轮车子后面走。

黑灯瞎火走了三十分钟,小伙子说到了。我一看,三轮车停在了一个还未完工的建筑工地上,几栋在建的楼房围成了个小区,中间杂七杂八堆放了水泥,沙子,木板等材料。小伙子把我们领到其中一个单元门口,指挥我们卸车,然后说:“这是我舅舅的工地,我找了个地下室放东西,你俩可以住到这。”我们深一脚浅一脚的把东西搬到地下室,地下室不大,有二十平米,中间吊了个白炽灯,地上扔了几个床垫。小伙子打着哈欠说:“快睡吧,我走了,明天放你们。”说完扭身走了,“啪嗒”从外边锁上了门。

第二天,我被一阵尿意憋醒,估计天已大亮。门外传来嘈杂的声音,是工人开始干活了。搅拌机的咣当声,电锯的吱吱声,让人心烦意乱。我使劲拉了拉门,那门是一整张铁皮焊的,非常结实。地是红砖铺的,我揭开一块红砖,痛痛快快撒了一泡尿,又小心将红砖盖好,这才算心满意足。

已经到中午饭点了,可以清晰地听到工人互相呼唤着去食堂打饭的声音。“哗啦”门开了,昨天那小伙子提了两个塑料袋走了进来,“赶快吃吧!这是我刚从食堂打来的,大白馍馍和豆角肉,吃完我领你们去见我舅舅。”我和梁和景急不可待地打开塑料袋,一人抓了一个大馍馍,大口吃了起来。

小伙子自我介绍姓鲁,家是老皮革厂的,这块地皮就是皮革厂的厂区,被他舅舅买下来搞房产开发,“我舅舅可是大老板,你们说话千万小心!”

大老板果然有派头。在一辆蓝鸟车(后来才知道这高级车的名字)的后座上一边抽烟一边听了小舅子诚惶诚恐的介绍,大老板皱了皱眉,但并没答话,而是一叠声叫着:“范老六!范老六!”,刹那,不知从哪儿一跑一颠冒出来一个戴着安全帽的小个子,用四川话油腔滑调地说:“领导,啥吩咐?”“这两个小伙子交给你了,当小工吧。”“领导,现在缺的是大工,砌砖,抹灰,都要得,小工满大街都是。”“就这样吧!”大老板车门一关,小车一溜烟走了。

范老六狠狠瞪了一眼小鲁,“我就知道是你娃搞得名堂,还不是想找人帮你干活?贼大鬼!”小鲁无辜地笑了笑:“范老板,工地不是也缺人嘛。”范老六转身对我俩说“既然来了就好生干活,下午你们两个清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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