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非常高，两千多年来，一直都是被尊为圣人的，被人高高地供奉起来，不过比较可惜的是，孔圣人吃不到好吃的豆腐。
因为豆腐是淮南王刘安发明的，孔子的这些徒子徒孙们，非要强调刘安是道家的身份，所以祭祀孔子的时候，从来不用既营养又健康美味的豆腐。（仔细想想，现在豆腐品种太多……而且便宜，实则为暴殄天物……）
孔子的这些徒子徒孙们的确是格局小了，看孔子他老人家，格局多大，直接把自己的偶像定位到周公，那个实际上开创了周朝的人，在那个时代可没有什么门派之争，想吃什么都有。
孔子晚年感慨说自己快不行了，感慨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碰到周公了，说明孔子这样的圣人，连做梦见到周公，都是被自己看做是非常荣耀的事情。
那么历史上的周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会让圣人孔子都如此顶礼膜拜呢？
我们都知道武王伐纣的故事，纣王的军队，在牧野和姬昌的军队打了一仗，结果纣王的军队是望风而逃，最后纣王在鹿台引火自焚，自此商朝灭亡，中国进入了周代。
这是我们教科书的标准叙事风格，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武王的这一次伐纣，只不过攻破了商朝的首都，商朝依然有大片的土地不在周的统治范围之内。
周武王姬昌两年之后就死了，留下了年幼的孩子，这个时候周公辅政，而他实际上完成了周武王没有完成的事业，把周朝的领土一直往东打到大海，实现了陕西河南山东这些平原地区的实际控制权，奠定了周朝的实际核心统治区域。
这次东征让周实际上成了大国，再也不是西方的一个小邦，周从此成了东至海，南至淮河流域，北至辽东的泱泱大国了。
周公这实际上就是二次创业，甚至可以说，面临的困难比武王要多得多，面对如此广袤的土地，进行武力征服，周公完全可以被看做是最早的战神，只不过他后来大量的工作，转向了内政方面，以至于他是以文治的形象展示给后人看的。
周公真正伟大的地方，并不是开疆拓土，已经他知道，有形的疆域很容易丢失，只有给周朝设计出一套无形的体制，才能让国家长治久安，促使周公思考制度问题的，其实是一次兄弟相残事件。
儒生不知道为什么，总喜欢睁着眼睛说瞎话，他们总喜欢说西周是如何如何的好，但很明显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名的兄弟相残，国家内乱就是周朝初年发生的事情。
这就是著名的三监之乱，所谓三监，指的是武王灭商后，听取周公意见采取“以殷治殷”的政策，分封纣王之子武庚于殷，利用他统治殷民。
同时武王派遣其兄弟管叔、蔡叔、霍叔在殷都附近建立邶、鄘、卫三国以监视武庚史称‘三监’，让亲兄弟看着前朝的遗老遗少们，这是很正常的操作。
但很快兄弟阋于墙的时期就发生了，管叔蔡叔这两个人，感觉周公辅政后，完全就是他一个人说了算，他成了实际的统治者，作为兄弟他们看着不爽。
不但到处造谣说周公实际上想要夺取王位，更为严重的是，他们居然和殷商的武庚联合起来发动叛乱，而成王也开始相信谣言，认为周公的确是有些问题。
幸好，这不是后来儒家统治的时代，因为周公还没把这玩意弄出来，在那个时代，不要说什么道理，拳头就是硬道理，你不服，打到你服为止，管你是兄弟，还是前朝旧人。
三监之乱很快就被平定，结果是诛武庚，杀管叔而放蔡叔，废霍叔为庶民，一开始就内乱，这周朝真是开局不利，按这调性恐怕不止好兆头呀。
这些祸患，最终促使周公在思考一个问题，要如何才能安定人性，让每个人都本本分分过日子，不要有僭越（打这个字不知道拼音……完全是手写……）的行为呢？
平定三监之乱，又东征为周朝开疆拓土之后，回到国都的周公，开始着实一项伟大的工作，设计出一整套制度，确保此后类似的事情不会在发生。
周公设计出来的这一套制度，总结一下就是，在严格的等级差异之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每个人都有自己所要遵守的一整套规则，这种不同人适用不同规则的制度，就叫礼。
周公制礼，核心目的就是维护周王室的权威，面对面积如此广袤的土地，周公设计了一套分封制度，让周王室也就是姬姓的人，拿着一套手续，到某个地方就任领主。
还有空余的地方就让跟自己有姻亲关系的异姓之人去当领主，最后天下被分成了七十一个封国，简单来说就是姬姓诸侯和异姓诸侯。
周公很有远见，他知道一开始的这些兄弟关系，甥舅关系，过几代就没亲情了，所以他在分封的同时，又搞了一套礼乐制度，从制度层面维护周天子的权威。
礼乐制度，很复杂，后世的儒生有一部分就是靠这个吃饭的，有多复杂，就拿现在的吃瓜来说吧，就连这么一件小事，就有非常复杂的规定。
关于怎么吃瓜，礼记里有明确的规定，为天子切瓜，削皮后要切成四瓣，再从中间横断，用细葛布盖着呈上去；
为诸侯国的国君切瓜，削皮后把瓜切成两半，再从中间横断，用粗葛布盖着呈上去；给大夫只削皮就够了。士和庶人自己削瓜，削皮后把瓜蒂去掉直接咬着吃。
是不是有点崩溃，这仅仅是冰山一角，吃个瓜都有这么多讲究，其他事情讲究就更多了，总是是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衣食住行到生老病死，到处都有细致入微的规定，目的就是让所有人都要按照不同的等级约束来生活，这样就不容易产生僭越之心。
所谓音乐，本质上也是礼的一种形式，还记得孔子说的那句话吗，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说的就是大夫僭越了，用了超越他等级的音乐和舞蹈。
这套制度很管用，尽管控制的时代，他自己感觉都已经礼崩乐坏了，到了战国更是彻底乱套，但周朝毕竟历经了八百年，这套礼乐制度成功了维系了各阶层，各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尽管后来崩坏了，但依然顽强地又存在了许多岁月，这正是周公最伟大的地方，他制订的制度，考虑的都是五百年之后的事情。
周朝，打一开始，就充满了各种内乱，兄弟相残，君臣也互不信任，尽管后来这些都平息了，但开了头之后，很多事以后可就不好办了，总会有人效法这些坏榜样的。
华夏古代的权力结构一直以来都是皇权不下县，因此知县也就成了朝廷在地方统治最基本也是最核心的一层，可以说知县的权力非常大。
尤其在明清时期，可以说朝廷的绝大部分事情，都是知县实际在做，而知县上面的官员，基本上都是指挥知县办事的，或者是通过文书来治理，整个帝国的权力核心，其实就集中在知县和内阁手里，因为只有这一大一小是在真正的做决策。
科举制度，给社会上下流动创造了机会和空间，同样的也创造了另一个场景，那就是几乎所有的官员都是读书人出身，也就是说在古代官员其实有两种身份，一种是官员，一种是读书人。
还记得范进中举吗，范进高兴地发了疯，为什么要发疯，因为中了举人，尽管你还不是官，但是你已经彻底脱离普通人的行列了。
徭役不用了，赋税可以减免，总之举人就是一条腿迈进官场的人，但又不是官，本质上还是读书人，是一个被官场承认的读书人。
范进中了举人之后，县令就请他去吃饭，范进也在这个场合表现了他虚伪的一面，因为他的母亲高兴地突然死掉了，本来县令还担心范进在母丧期间不能吃的太荤。
谁知道，范进毫无顾忌的把一个大虾球丸子夹到自己嘴里，作为儒家知识分子，满嘴的忠孝仁义，背地里行为确实这样，儒林外史不愧是讽刺大师之作。
举人可不仅仅是有特权，半只脚踏进官场，下令忌惮举人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举人背后有更加庞大的势力，这个就是师生情谊和同年情谊。
这个师生情谊好理解，同年是个什么意思，他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同学加同一批考上某个岗位这个概念，比如说你们都是康熙三年谋某个省的举人，那你们天然就有某种关系，而同学的关系更是神秘莫测。
典型的例子就是杨乃武和小白菜案件，一个小小的举人，最后惊动了太后，满清督抚级别的官员，说杀就杀了，为什么一个小小的举人，居然就能牵动太后和大半个官场呢，秘密就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上面。
杨乃武只是一个举人，被人告发和小白菜合谋害死了小白菜的丈夫，举人见了下令可以不用跪，也不能用刑，于是下令就请示学政，革除了杨乃武的功名，定了杨乃武的死罪，本以为事情也就这样，不就是个举人吗，革除了就是了。
但杨乃武有个同学叫吴以同，正好在虎胡雪岩家里做幕僚，然后就把他的冤情给胡雪岩说了，那胡雪岩可不是一般人物，正好这个时候，有个叫夏同善的官员在胡雪岩家里做客。
作为清朝最出名的红顶商人，能到胡雪岩家做客的，也指定不是一般人，这个夏同善一听这事，感觉冤情比较大，于是就答应回到京城之后想想办法。
夏同善官大吗，他官也不大，问题是他老师厉害，他老师叫翁同龢，是皇帝的老师，这种身份最容易见到大清的实际最高统治者，慈禧。
就这样，一件非常小的案子，就被捅到了太后那里，而最终这个案子牵涉面之所以如此巨大，是因为相关利益方太多了，读书人群体开始拉帮结派，官员也纷纷站队，闹得是不可开交。
所以说，不要轻易得罪一个举人，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他背后是什么人，尤其是当有共鸣的读书好人作为一个群体的时候，他们之前就会产生很多不可思议的奇妙联系。上古三代，没有什么“禅让”。
所谓的“禅让”是战国人意淫出来的。
编造者不是儒家，而是墨家。
它的基础就是墨家的另一个重要思想——尚贤。
为什么要鼓吹这个？
用现在的眼光看，先秦墨家不像一个学派，更像一个严密的社会组织，一个具有比较典型的“黑社会”性质。
墨家的门人大部分都出身寒微，在当时“尊尊亲亲”的风气下，他们难有出头之日。
怎么办？
作为平民阶层代言人的墨家，就创制了一套说辞作为平民进身的理论依据。
其核心就是“尚贤”——
无论什么人、什么出身，只要“贤”，作为圣哲明王就要启用他们，让他们当大官、提高地位。
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
——《墨子·尚贤上》
甚至可以把王位让给他。
反过来说，能不拘一格起用民间人才的君主，才是圣哲明王，才会出现太平至德之世。
说白了就是为了给自己谋出路。
为了配合这个观点的宣传，墨家又编了许多谎话来做“证明”。
比如：
古者舜耕历山，陶河濒，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举以为天子，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
——《墨子·尚贤中》
你看，舜只是个农夫，帝尧却举用他，让他接自己的班，做了天子，治理万民。
但根据司马迁的《史记·五帝纪》的记载来看，传统的五帝系统是有致命硬伤的。
五帝本纪最后几句，他是有交代的。
原来这五帝是从儒书中挑选出来的五帝德和帝系姓。
太史公是这么说的：
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
到了司马迁时代已经出现了百家言黄帝的局面，这是多种因素造成的，问题是，司马迁要是给他们做传，该听谁的？
要知道司马迁是在董仲舒门下听过课的，但主要是春秋公羊传，老董是公羊大家，干啥都一股公羊味，这事对司马迁的影响是，要以儒书入手。
司马迁调查的结果是，大戴礼记中有讲五帝的，而且它的记载还不像别的纬书中说的那样不雅驯，于是基本上照抄了下来。
这不是个不负责任的做法，相反他是用了个二证法，结合书上说的，再去实地查考，听取别人口头相传的事迹做对比，在那个时代，大抵算得上最科学的办法了。
但太史公距离传说中的黄帝时代，有3000年了至少，这就好比我们现在到实地去考察商末周初的事情，这去实地考查的话，有成绩么？
更何况上古河流改道现象严重。
所以我们可以轻松的在文献中发现谬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