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象履说：“是葡萄牙人的事情，广东现在有了这么大的变化，他们担心澳门会不会受到影响，还有耶稣会，他们想就传教的问题和巡抚谈一谈。”
李象履心说你不会又让我去找香山知县吧。还好王瑾没这么干，广东的绅商大户不计其数，他接待不过来，但葡萄牙人只有这一家，何况这的确是只有巡抚衙门才能决定的事情。
“葡萄牙人依然可以每年到广州贸易一次，但是必须居住在指定的区域内，不准随意走动。地租还是每年五百两不变，但是关税要恢复比例抽税制，不能再像之前那样每年交两万两银子了事了。具体的关税问题，要他们派人来广州再与我谈。还有，中国的土地上不能有葡萄牙的官府，我只和葡萄牙商人谈。”
王瑾并不想断了葡萄牙人的活路，虽然葡萄牙人初到中国沿海时带来了战争，但自从他们留居澳门，双方已经大体上相安无事百年了。就算是为了钱才相安无事，但和平就是和平。何况葡萄牙人不久前还帮着明朝抵抗清军，闯军既要继承明朝在广东的主权，也应该继承这个人情，不能搞双重标准。但是，也仅限于保留活路。
饭要一口一口吃，王瑾打算先提一个比较好接受的初步条件，然后再一点点剥夺澳门的特权。
明朝的关税制度从理论上来说其实很合理，外国商船来华，他们输入明朝的商品要交百分之二十的税。广州的牙行向外国商人出售商品，要交百分之十的税。
明朝本国商船出海贸易的税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引税，用于购买船引，也就是许可证，第二部分是水饷，在出海的时候，根据船只大小收税，第三部分是陆饷，船只返回时，对进口的商品收百分之二的税。
这套制度如果正常执行的话，还是很合理的。出口税轻，进口税重，本国船只税轻，外国船只税重，很符合此时全世界通行的税收思路。明朝竟然敢把本国商品的出口关税提高到百分之十这件事，让全世界都艳羡不已，因为中国的手工业实在太发达了，加了这么高的税照样能冲击别国市场。
但是，现在大明有“正常执行”这一说吗？
由于明朝出口多进口少，所以从国外返回的船只上经常只有银子没有货物，所以就征不到陆饷。官府觉得亏了，干脆不管你船上是啥，一概征税一百五十两。因为官商勾结，走私泛滥，越是合法商人越不挣钱。发展到极致，就是现在郑芝龙独霸福建，走私已经过了明路，朝廷在月港的督饷馆无税可征，干脆撤销了。
澳门方面，葡萄牙人则是尽量多贿赂，少缴税。比如说这条船上本来有两万两银子的货物，要抽税四千两，葡萄牙人用一千两银子打点上到两广总督，下到码头小吏的主管官吏，他们的报关单就改成了货物价值一万两，只交两千两的税。
葡萄牙人省了一千两，广东官场赚了一千两，皆大欢喜，而大明朝廷和那些从东南亚输入洋货，与葡萄牙人有竞争关系的普通商人就赔了。这些人当然也不是什么善男信女，也想玩这一套，可是他们没有葡萄牙人财大气粗。除了郑芝龙、刘香这样的大海商，谁也没法和葡萄牙人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