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s私文件时出错
大宋建兴四年{公元1129年}。正月。
正月初六，李虎离开扬州，赶赴荆襄。方进的虎卫军、阿巴顿的虎烈二军、海拉苏的虎烈九军、折可存的虎烈十五军、十六军随同开赴荆襄。
与此同时，开封的杨可世带着虎烈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南下，于长沙会合主力。
＝
正月十二，王妃罗思南邀请东西两府的宰执官员到汉王府议事，就南征一事进行协调。
李虎决定发动南征，并奏报了具体攻击策略，这一策略的执行需要东西两府齐心协力，但两府分工不同、立场不同，矛盾因此越来越大。“军政分离”虽然有助于中央集权，但带来的弊端就是军政之间的矛盾非常突出，尤其战略决战，需要东西两府紧密团结，然而，当前战略决战一个接一个，两府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烈，汉王府和大帅府不得不花费很大的精力居中协调。
大宋的国策最为鲜明的特征就是分权，在中枢设立东西两府，大幅削弱宰相的权力，在路一级地方上设立四司。彻底消除地方割据势力的形成。为了遏制武人对国祚的威胁，大宋在“分权”的基础上又实施以文制武之策。最后的结果是，虽然中央集权了，但无论是相权还是军权，都遭到了极大地削弱，而这种削弱把国策的弊端迅速放大，以至于影响到了国祚的生存。大宋中后期在军事上的被动，在变革上的失败，在昌盛时期的突然衰败和这一政策有直接关系。
李虎在变革中一个就废弃了“以文制武”之策，而办法就是“军政分离”。“军政分离”其实就是“分权”，只不过把“分权”控制在了“军和政”这两个范围之内，以确保他本人可以有效控制quán bing，由此也就延续了这一政策的弊端。
战略决战，牵扯到方方面面，无论是东府的议事堂，还是西府枢密院，都无法独自完成。过去宰相权力大，可以统筹指挥，但现在宰相权力被严重削弱，只有皇帝本人才拥有这一权力。
皇帝代表最高皇权，但他仅仅是一个人，他要完成这一工作必须依靠议事堂和枢密院。议事堂的宰执们有自己的利益要求，枢密院的使相们也是一样，东西两府由此矛盾激烈，皇帝的主要工作不是决策，而是协调。最后为了达到目的，各方不得不互相妥协。妥协的结果可想而知。
过去宰相行使权力，是靠宰相府这一机构，宰相和自己的下属利益一致，不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更没有什么妥协一说，但宰相权力过大，在和平时期显然对皇权有威胁，所以历朝历代都极力打击和削弱相权，尽可能把权力集中到皇帝手上。大宋这一国策其本身也没什么错误，但矫枉过正了，一旦到了事关国祚命运的关键时刻，比如宋金大战期间，这个国策的弊端就暴露无遗，并最终导致自身的败亡。
＝
长安朝廷建立之初，议事堂和枢密院还能在重大决策上保持一致，但随着变革的深入，随着战略决战的持续进行，两府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
罗思南解决的办法很简单，以汉王府来行使皇权，实际控制最终决策权，再此基础上她和枢密院、条例司紧密合作。一边制定和推行变革措施，一边指挥战略决战，有意识地甩开和孤立议事堂。
这种办法在长安实际控制疆域较小的情况下，汉王府、大帅府、枢密院和条例司可以有效行使权力，但等到实际控制疆域不断扩大的情况下，东府的重要性迅速凸显，长安必须完全发挥中央行政机构的作用，否则不但中央权力受到严重削弱，中央政策也无法得到有效落实。
于是，汉王府随即陷入了窘境，罗思南不得不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来协调东西两府，不得不在很多决策上做出妥协和让步。
当李虎的南征策略送达长安之后，枢密院当然是鼎力支持，并迅速拟定了具体方案，这其中除了攻击计策、bing li bu shu外，最重要的就是后勤供应，包括民伕的征调、战争物资的调拨，等等……而这些准备工作都需要中央行政机构和地方府署的密切配合。
对于议事大堂来说，南征最为急迫的就是钱、粮和各种战争物资的筹集，而这些东西和朝廷财赋直接挂钩，财赋的支出要考虑国力的实际情况，不能做竭泽而渔的事，所以议事大堂毫不客气地否决了李虎在三月发动南征的构想，认为南征时间必须推迟到深秋，九月或者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