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顺镇上了年纪的老人大抵还都记得李齐年轻时候的光景。那时候李家只有五六个老的老小的小的挑水匠，两口出卤少出气多半新不旧竹筒井，一大家子人的吃穿嚼用全靠在井上，倒是吃得饱穿得暖，但要说多富裕，那是万万谈不上的。
也许换一个人，就这样平平淡淡地过下去了，不过李齐却是个从骨子里狠的人。他不顾全族反对，做主用祭田做抵押，从某个地主老财手里借了好大一笔银子，又专门请了挖井的匠人，不计代价成本地开出三口出卤极多的新井，日夜不停熬煮井盐，又寻机和赵化镇上巡检司的李巡检叙了年齿论了辈分，称呼他一声三叔，又给县学里捐银献粮，由那位老教喻牵线搭桥，为县衙的后堂乐捐了一座小花园。几个月水磨工夫，把巡检司并县衙上下打点得服服贴贴，连县尊老爷也偶说一句，李齐是个懂事的——总之，不到一年的时间，甚至远至隆昌内江一带，都传说富顺县上出了个李齐，很是了得。
李家太爷这一辈子，吃过大苦，享过大福。三十岁上他妻早逝，只留下一个不成丁的儿子，手脚瘦得鸡爪伶仃，十一二岁的男孩长身体，像根不成材的毛竹歪歪扭扭。李齐算有良心，给妻子守了三年，第四年娶了富顺镇上一个破落秀才家的闺女，虽然没有披红挂彩，倒也是按照大房太太的格局，四抬的轿子一路从正门抬到堂屋拜堂。数年之后续弦病逝，也吩咐埋在大房太太的下，白事办过整个头七，送葬那天漫天飘白。整个富顺镇上都说，李家主人翁，仁义，懂规矩。
如今，这个仁义懂规矩的李家定海神针，浑身瘦成一把骨头架子，骨头硌着硬邦邦的床板，他喊浑身痛，要铺了五床扎扎实实的松江棉褥子才躺得下；他日夜叫唤，睡不安宁。说这里痛那里肿，李家泼天的银子流水价使出去，看病的医生换了一个又一个，从富顺到成都，都说无法，最后这个陈医生说，准备后事罢。
他一辈子只养下两个儿子，大儿子李永伯年少多病，被他早逝的生母视若珍宝，结果身体养好了，脾气格局是再也养不好了。十一二岁就晓得逛花楼，养清倌人，带着一帮跟班在富顺搞得乌烟瘴气，李齐作几回，狠打断好几根竹篾板，终究舍不得打死他，最后也只好由着他，给他娶了好妻，生了孙子，只当养了个富贵闲人。
小儿子李永仲又太古怪。寡言少语，聪明是真聪明，八月会说，周岁会走，三岁会读，五岁能写，但他不像个小儿，小儿爱撒泼爱耍赖，但李永仲七岁看管事算账，岁时和盐师爷骑滇马，他坐在王焕之身前，天不亮去给挑水匠工钱。见到李齐规规矩矩行礼，相处像东家和掌柜，唯独不像父子。
李齐没病时也忧虑他百年后兄弟俩要如何相处，他爱长子，李永伯病的那许多年，他和妻一起虔诚无比地烧香许愿，布施供奉；幼子落地时生意太忙，他高兴又有了个儿子，却到底没多上心，转眼又忙忙碌碌，只是在晚上去看了孩子一眼。
可现如今他快死啦，大儿子却还是不成器，先前他病得沉重，李永伯却悄悄纳了第三房姨娘，现在正是热火朝天时候，伺候的下人们在他面前全无顾忌，连“伯官儿三姨娘穿红戴金，从角门抬进了门”这种闲话也传得有模有样。
濒死的李家主人翁在昏昏沉沉中不无悔恨地想，早知道，他就该捆了老大的手脚，断了他的钱粮，把他扔到盐井去，去和那些为了每天两顿糙米油渣饭，把汗水摔八瓣的挑水匠为伍，去和那些带着沉重的盐货在巴蜀的崇山峻岭之间穿梭来回的马队为伍，也许他这么干，现在就不必担心兄弟阋墙，断送家业。
在一片昏沉当中，李齐忽然现沉重的身体轻了起来，他惊喜地看见干枯的，瘦弱的手掌重新变得光洁有力，曾经流失的气力重新回到了这具被病痛折磨许久年老体衰的躯壳当中。他迫不及待地站了起来，曾经酸胀难耐僵硬的膝盖如今又变得柔软，足够担负一个壮年男人的分量。
李家主人翁畅快地想要大笑，他就像过去无数的年月当中那样随意套上一件松江棉夹袄，塔拉千层底青布鞋，端着一把自苏州传来的紫砂把把壶，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一片问安声，整个李家仰他鼻息，无人敢于违逆。
栅格的门扇无声自开，青衣短打沉默的下人脸色青白自李齐身边匆匆走过，让他既惊讶又愤怒：已经很多年没人敢无视李家主人翁的威严。他想训斥这群胆大妄为的仆役，却很快被一个熟悉的声音吸引了注意力。
长子的怒吼远远飘过来：“他敢不来！他敢不来！他靠我家吃，靠我家喝，穿金戴银，使奴差婢，不是靠了老头子，靠了李家，他一家子现如今只好去吃土！只好当个土地主！土里刨食，一年下来舍不得扯块布，吃块肉！”
一连串瓷器碎裂的声音脆得像是谁妄动了佛寺的铜罄，也像夜风中凄凄作响的风铃，即使在这些刺耳的杂音当中，李永伯的咒骂声依旧清晰得就像是在李齐的耳边：“平时好听的话一箩筐一箩筐往外倒，现在要用他们了，一个个跑得飞快！老头在的时候，各个恨不得舔老头的屁沟子，卵蛋子！”
“这明明就不用说！我是老头正牌子的长房嫡子！他李永仲算什么？一个小杂种！一个该遭水淹火烧的小娘养的，他也配跟我争！他老娘当年被老头五两银子买来，连春妆楼的婊子都不如，今日也抖起来，也在外面称一声员外！他算哪门子的员外老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