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过三天，他正在乾清宫中发闷，秉笔太监王承恩送来了一叠文书。他先看了几封奏疏，都是抨击现今国家的各种政策的。也有攻击洪承畴和左良玉的催饷，认为他们督师辽东，河南剿贼很难成功。其中有詹事府少詹事黄道周的一封奏疏，措词特别激烈。他抨击国家加征练饷，陈新甲做兵部尚书暗中同满洲议。崇祯看了前几封奏疏已经很生气，看了黄道周的奏疏更加愤怒，在心中恨恨地说：
“这个黄道周，才回京不久，竟敢上疏胡言，阻挠大计，博取清直敢言之名，殊为可恶！”
他没有批语，也没有心情再看别的奏疏，站起来来回走动，脚步特别沉重。忽然，他忍不住叹口气，说出一句话：
“朕的为国苦心，黄道周这班人何曾知道！”
黄道周和崇祯一样，一心要维护摇摇欲倒的明朝江山，但是他坚决反对崇祯的几项重大措施，尤其反对各种加饷，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但中心目的是害怕朝廷为此而失尽人心，将广大没有造反的百姓逼迫到造反的路上。崇祯为同意加征练饷的事，在去年已引起朝议哗然，但这是出于形势所迫，好比明知是一杯鸩酒，也只好饮鸩止渴。崇祯在心里说：“你们这班朝臣，只会放空炮，没有一个人能想出更好的办法！”
关于同清朝秘密议和的事，崇祯最忌讳有人说出，而偏偏黄道周在疏中公然抨击。崇祯一直认为：满洲人原是大明臣民，只是到了万历中叶以后，因边臣“抚驭”失策，才有努尔哈赤之叛，逐渐酿成近二十年来之祸。如今同满洲暗中议和实是万不得已。宋与金的历史，对崇祯说来，殷鉴不远，而他绝不愿在臣民心目和后代史书中被看成是懦弱无能的君主。自从前年由陈新甲主持，开始暗中同清方议和，他就不许用“议和”一词，只许用“议抚”一词。
黄道周在疏中直然不讳地批评陈新甲同满洲议和，深深地刺伤了他这个自认为“天下共主”和“千古英主”的自尊心，何况他迫切希望赶快能够同满洲休兵罢战，暂时摆脱两面用兵的困境，以便专力围剿农民起义军。这是他的至关重要的救急方略，不料黄道周竟然如此不达事理，不明白他的苦心！他看得很清楚，满朝大臣没一个能想出实际办法，替他解决目前的危机。他不许目前在河南的剿匪即将胜利在望的关键时刻，被人为扰乱。他回到御案前重新坐下，又向黄道周的奏疏望了一眼，偏偏看到了抨击自己加征练饷的的几句话，不禁从鼻孔冷笑一声，心中说：“不用加征练饷，军饷从何处而来？这些文臣只会空口评论，如若派黄道周去辽东督师，去河南和贼子范青作战，他能胜任么？”
他又从御案上拿起来一封奏疏，是礼部主事吴昌时讦奏薛国观纳贿的事。吴昌时原是行人司的一个行人，这行人是正九品的低级闲官儿，没有什么大的出息。朝廷遇到颁行诏敕，册封宗藩，慰问，祭祀，出使藩夷等事，派行人前往或参加。去年，吴昌时趁着京官考选的机会，托人向薛国观说情，要求帮助他升转为吏科给事中。薛国观收下他的礼物，口头答应帮忙，但心中很轻视他这个人。考选结果，吴昌时升转为礼部主事，大失所望。吏部是一个热衙门，全国官员的除授、调任、升迁、降职和罢免，都归吏部职掌。吏科结事中虽然按品级只是从七品，却在朝廷上较被重视，是所谓“言官”和侍从之臣，不但对吏部的工作有权监督，且对朝政有较多的发言机会，纳贿、敲诈、勒索的机会较多，前程也宽。礼部主事虽然是正六品，但礼部是个冷衙门，而主事是“部曹”，即事务官，所以反不如从七品的给事中受人重视。吴昌时没得到他所理想的职位，认为是薛国观出卖了他，怀恨在心，伺机发泄。近来他风闻皇上因李国瑞的事对薛国观心怀不满，并且皇戚们同几个大太监暗中合谋，要将薛国观逐出朝廷，他认为时机到来，上疏揭发薛国观的一件纳贿的事，尽量夸大，进行报复。崇祯正想借一个公开题目将薛国观逐出内阁，看了这封弹章，不待审查清楚，也不待薛国观自己奏辩，便决定从严处分。他立刻提起朱笔，写了一道手谕：
“薛国观身任首辅，贪读营私，成何话说！着五府、九卿、科、道宫即这议处奏闻！”
崇祯命一个太监立刻将手谕送出宫去，又继续批阅文书。有十来封奏疏都是畿辅、山东、陕西、湖广和江南各省地方官吁请减免钱粮和陈报灾情的奏疏，其中有一本是畿辅和山东士民一千多人来到京城上书的，痛陈这两省地方连年灾荒，加上清兵焚掠和官军供应浩繁的情况。他们说：“百姓生计，已濒绝境；倘不速降皇恩，蠲免新旧征赋，杜绝苛派，拨款赈济，则弱者辗转死于道路，而强者势将群起而走险，大乱将愈不堪收拾矣。”崇祯看完了这个奏本，才知道畿辅和山东士民有千余人来到京城上书，一时不知道应如何处理。恰巧东厂提督太监曹化淳来乾清宫奏事，崇祯就向他问道：
“曹伴伴，畿辅和山东有千余士民伏阙上书，你可知道？”
曹化淳躬身回奏：“奴婢知道。这一千多士民在三天前已经陆续来京，第一次向通政司衙门递本，因有的奏本不合格式，有的有违碍字句，通政司没有收下。他们重新联名写了一本，今日才送到御前。”
“都是真的良民么？”
“东厂和锦衣卫侦事番子随时侦察，尚未见这些百姓们有何轨外言行。他们白天有人在街上乞食，夜间就在前门外露宿街头。五城御史与五城兵马司随时派人盘查，亦未闻有不法之事。”
崇祯向站在身边伺候的秉笔太监王承恩问：“朕不是在几个月前就降旨恩免山东和畿辅的钱粮了么？”
秉笔太监回奏：“皇爷确实免过两省受灾州、县钱粮，不过他们的本上说‘黄纸虽免，白纸犹催’。看起来小民未蒙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