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作家素素说，是一种“被隔在了外面、一直想加入却一直也加入不进来的感觉。”
“长城对东北人来说，不是一道风景，而是一堵墙。”素素认为，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只有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长城外面是关外，是异族，甚至连文献古籍都不肯多提一句。
考古学家李济是清醒的，他在生前留下了一句话“2000年来的中国史学家，上了秦始皇一个大当。以为中国的文化及民族都是长城以南的事情我们要用我们的眼睛，用我们的腿，到长城以北去找中国古代史的资料，那里有我们更老的老家。”
“老家”的气息首先从内蒙古赤峰市郊那片红褐色的山峦间弥漫开来，被日本人类学家鸟居龙藏嗅到了，借着在喀喇沁王府当家教的机会，他优哉游哉地做起了田野考察，并于1914年发表了东蒙的原始居民,首次向世人披露了西辽河流域的史前文明信息。
然而，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对红山文化的发展高度缺乏充分的估计，以至于遗址周边不断出现精美玉器，它们却一直被认为是商周甚至是汉代文物。直到1984年8月4日，考古学家发掘牛河梁第二地点一号冢4号墓，发现该墓主人头下枕着一件马蹄形玉器，胸部放置一对玉猪龙，人们这才相信，如此精美的玉器，是5000多年前红山人的杰作。
再看牛河梁，是何等的气魄方圆50平方公里范围内，女神庙位于主梁山顶，祭坛、积石冢、大平台、金字塔等20多处建筑次第排开，分布在中轴线两侧大小山头，随山就势，错落有致，一呼百应。
专家惊呼牛河梁坛、庙、冢的格局，处处体现着中国传统建筑沿中轴线布局、天圆地方、东西对称的理念，非常像天坛、太庙与明十三陵。
相比天坛，素素更中意牛河梁的大气“它高居河川与山口的梁顶，俯瞰大凌河开阔的河道。对天对地对万物，那是何等庄严何等痛快的倾诉和表达”作家进而想象，“当年在这个广场上祈天求地的不可能只是一个氏族或一个部落。它与女神庙一样，是许多部落或者是一个王国共同的聚会之所。那祭坛从未闲置过，每天都旋转着苍凉的歌舞，飘落着欢乐的泪水，还有无数或圆或碎了的心愿。”
我们一直说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史，而有据可查的历史只限定在距今4000年的夏代，之前的1000年，即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由于缺乏实物证据一直受到质疑。“更老的老家”终于从地底下走了出来。1986年7月25日,光明日报刊发消息“中华文明起源问题找到新线索,辽西发现五千年前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群址。考古学界推断，这一重大发现不仅把中华古史的研究从黄河流域扩大到燕山以北的西辽河流域，而且将中华民族文明史提前了一千多年。”
文明起源有三个标志城市、文字、复杂的礼仪中心。一般来说，具备了其中的两项，就可以纳入文明的范畴。
这是西方的标准著名历史学家张光直不这么看。他认为中国文明起源具有与西方不同的特点西方是以技术和贸易改造自然的“破裂性文明”，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是通过人与神沟通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的“连续性文明”，“经过巫术进行天地人神的沟通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特征”。
“正如今天的宇航员要进入太空，要有发射基地一样，牛河梁大遗址群，就是这样一个祖神升天的重要基地。这个基地不是普通人可以进入的陵园，而是红山时代领袖级人物才可进入的圣地。”内蒙古赤峰学院教授于建设认为，中华文明的起源，从发展机制上看，是由巫师通神灵，由祖神通天神的机制；从结果上看，是由神权诞生王权,由祭祀制度而发育成礼乐制度的成长道路。王是政治领袖,同时又是群巫之首。从红山时代的巫师到上古时代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都是集神权和王权于一身的大巫。
文明起源的新视野打开了人们的思路，专家们在浩瀚的史籍中，发现了中华文明的一脉相承。吕氏春秋顺民篇记载“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用身祷于桑林剪其发,磨其手,以身为牺牲雨乃大至。”尚书金滕中也讲了一个周公以自己身体作抵押,筑坛奉玉祭祖替周武王治病的故事。
走出典籍，几大文化区系陆续传来的新发现，也为文明起源的“中国道路”提供了更多佐证。甘肃秦安大地湾中心出土的“殿堂式”大房子，面积超过100平方米，“前堂后室”的结构正应了“室有东西厢曰庙”的说法。良渚文化发现的大型人工堆积祭坛，与红山文化的积石冢遥相呼应,成为后世皇家陵寝被称为“山陵”的渊源所在。
“看来，巫文化是中国文化总的源头。”于建设说，从甲骨文、周易、山海经到道教，都与巫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5000多年前的红山文化是典型的巫文化。
燕山南北长城地带是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在史前时代，这一地区扮演着什么角色
在松涛阵阵、绿树掩映、被考古学家誉为“躺在女神怀抱中”的牛河梁工作站，郭先生一遍又一遍摩挲着红山出土的陶片，想象着自己的手印正与古人的手印重叠在一起，揣摩着红山女神微笑背后的玄机。
司马迁撰史记，以五帝本纪开篇，于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就有了从五帝说起的通例。可是由于缺乏实物证据，史学界一直把五帝时代作为传说来对待。辉煌的红山文化时代与传说中的五帝时代时间恰好吻合，能不能从这段历史的漫漫黄沙中找到五帝的足迹
“发现了不等于认识了，认识的过程可能更艰巨，甚至是痛苦的。”郭先生在辽宁工作近半个世纪，尽管其间也曾换过好几个单位，还当过省文化厅副厅长，但他更多的时间是在牛河梁度过的。手捧着尚有油墨香的新著追寻五帝，他兴奋地说“目前虽然还不能对五帝时代诸代表人物都作具体确指，然而那正在一页页揭开的无字地书，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出五帝时代的壮丽画卷，令人备受鼓舞。”
黄帝族“迁徙往来无常处”，这是北方游牧民族的特点；黄帝战蚩尤于涿鹿之野，地址在今河北张家口的桑干河流域；周武王封黄帝之后裔于蓟，也在今燕山南麓长城脚下从文献记载到考古发现，都正在逐渐逼近一个事实五帝前期诸代表人物和部族的活动，重心在燕山南北长城地带。正因为如此，中国考古学界泰斗苏秉琦指出“黄帝时代的活动中心，只有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与之相对应。”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考古工作者、史学家一起，共同勾勒出一幅五帝时代的壮美画卷仰韶文化为神农氏文化，陶寺文化为尧的文化，大汶口文化即舜的文化，而良渚文化与先夏文化有关。中华大地文明似漫天星斗,遥相辉映，相互激荡，最后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