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荏苒，转眼过去三年，现在是天佑七年的初春时分。
天佑新政开始至今，已经有整整六个年头了。在这五年里，皇权空前强大，朝廷效率奇高，对百姓的骚扰盘剥也降到了史上最低点。
背负在百姓身上的负担一旦降低，困扰三国良久的流民问题便在秦国不药而愈了，六年间大量流民基本还归田园，户口迅速繁息。根据天佑六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全国人口从昭武末年的五百万户、两千五百万口、五百余万壮丁，激增到目前的近一千万户，五千万口、近一千五百万壮丁。
之所以在短短七八年时间，人口数实现爆炸性的增长，一是因为在天佑以前，朝廷施行按丁亩征税，所以隐匿户口数的情况异常严重。尤其是十六到四十岁之间的成年男子，更是被大幅度隐瞒，所以才出现了一户一丁的笑话。
二是因为政策放松、负担减轻，大量流民的回归。这两项便是造成在册人口短期激增的主要原因。至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朝廷鼓励生育等长期因素，因为时日尚短，暂未有多大影响。
但无论如何，人口的增长为国家带来了空前强大的劳动力。五年间全国累计新开垦土地一百三十余万顷，使全国的在册耕地面积达到四百万顷；朝廷又投入巨资兴修水库、水渠等大小水利工程七十七处，使全国可灌溉耕地面积达二百万顷。
此时全国耕地四成种稻，六成种麦。一亩上田可收稻两石四斗，折米一石二斗，中田折米一亩一石，下田折米一亩八斗，一年两熟或三熟。麦粟一年两熟或两年三熟，平均亩产两石，折面也是一石。换言之，全国粮食平均亩产一石。一年可收两石半。
全国四百万顷耕地，便是四万万亩，到天佑六年的粮食总产达到了十亿石。即便朝廷轻徭薄赋，仅仅二十税一，在今年的税收也可达到五千万石。虽然因为产量暴增，导致粮价连年下跌。但折成税银也可达到四千万两左右。
仅粮税一项，便达到了昭武年间的两倍之多。再加上每年一千五百万两的丁税，更是达到了恐怖的五千五百万两，已经超过了齐楚两国综合。
据《大秦帝国食货志》记载，从天佑三年开始，大秦各地的仓廪中堆满了粮食。因为产量激增，常平仓容量不足，从天佑三年到天佑六年的三年间，全国新增粮仓五千余座。贮藏粮食十几亿石。这还是因为武成王实施特别计划，将大量的陈粮向齐楚两国倾销，否则真会出现陈陈相因、腐朽不可食用的巨大浪费大史学家范仲淹当时正是垂髫之年。他在著述中回忆当时地胜景称天佑年间、政通人和；国库充盈、百姓富足；路无冻死、家有余财；仓廪即足、货殖兴焉！并不无感情的称之为天佑之治。
范文正公的仓廪即足、货殖兴焉，十分贴切的说明了当时的工商业繁荣。随着老百姓能普遍吃饱肚子，中上之家更是手有余财，人们对生活质量有了更高的要求，希望穿地好些、吃的精些；用的舒服些、住的气派些，于是交通天下之货、满足人们需求的工商业便蓬勃发展起来。
再加上朝廷大加鼓励工商。不仅从法律上明确士农工商、一律平等地规定。而且兴修道路、拓宽运河。为南北商旅提供交通便利。还取消了原本林立地税卡。严禁歧视商人、不准向商人重复征税……尤其是天佑四年。朝廷对禁而不止地私设税卡施以严惩。两个月时间一千多颗人头落地、七千多官眷遭到流放。极为有力地震慑了朝野上下。使盘剥、难为商人地行为大大收敛。给了大秦商贾前所未有地黄金机遇。
一时间。有志于工商地百姓激增。仅天佑六年一年。向华夏票号申请低息贷款地人数。便达到三万余人。数额更是达近千万两之巨。
兴盛地商业带来同样可观地税收。天佑新政对工商业采取十一税。天佑二年新政初行时。所收工商税款地总数是七百万两；天佑三年便提升到了一千一百万两。到天佑四年更达到了一千八百万两。天佑五年终于突破两千万大关。天佑六年更是达到了两千五百万两地高度……已经超过了昭武年间地税收总额。可谓是一年一个台阶、每年都有显著地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