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到台之后，山西钱庄倒了大霉，本来山西钱庄的钱，一部分是借给清朝那些王公贵族的，虽然不能确定什么时候还，但是人死帐不烂，却还有指望。他们一倒这部分钱就成了水漂。还有一部分是清朝本身的借款，通过某些封疆大吏借地，也成了泡影。这几部分一加，竟然有三五个亿，这下钱庄可撑不住了，纷纷歇
赵刚当时却吩咐梁士，妥善解决这件事情，还解释说：“欠债还钱，职务犯罪”之类的话语。梁士虽然不明白，但是一方面也是精通财务，一方面也是得势对失势。自然大包大揽，请好那些遗老遗少哭爹叫娘，把自己贪墨得来的财物吐了大半出去。
这下山西钱庄才死里逃生，当然为了感激梁士，追回来的财物有大半算是梁士地股份，入到了钱庄。而且在梁士的建议下，钱庄很快的就转成了银行，对全中国的金融建设起到了重要地作用。
还不只如此，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由于每年都有巨量的铁路需要建设，所以作为交通系统的唯一银行-交通银行的贷款金::)连年翻番，在金融系统里面，交通银行已经成为最强大的银行，其他三家银行全部资本与交通亦行比起来也是相差甚多。作为交通银行的董事长-梁士获利颇丰，有人认为它实际上仅仅次于张和赵刚地公司，排在亚洲第三位，世界第七资产总额达到了三十多亿，可谓风光一时，内阁上也有交通系的说法。
及帝制公开，梁士开始迟疑不决，但很快就跟上形势，把请愿帝制视为重新邀宠和保住交通系势力的时机，于是筹集巨款，收买各方，组织请愿。不几天，北京就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请愿团，如京师商会请愿团、商务总会请愿团、教育会请愿团、北京社政进行会、妇女请愿团、乞丐代表请愿团、人力车夫代表请愿团、孔社请愿团，等等。
这些请愿团和筹安会的各省请愿团一起，同时向参政院投递请愿书，掀起了请愿实行君主的风潮。请愿书大都是筹安会代办的，内容千篇一律，都是什么“非速改君主之制，不足以救苍生，保中国”，什么“父老兄弟苦共和而望君宪”之类的表示拥戴之辞，好象不改共和制为君主制，中国就会立即亡国，老百姓也一刻不能生存。
参政院从9月1日起，开会讨论请愿团的要求。杨度、孙毓筠、梁士、沈云等人都是参政，又是请愿团的策动者。他们原打算一鼓作气，让赵刚黄袍加身。这番举动，再也不能瞒过赵刚，同时也触动了赵刚最为敏感的一根神经。
6赵刚亲自到院宣布说：作为中华民国的总统，他有维持共和国体的责任。他说：“本大总统所见，改革国体，决不可行。国民奋斗多年，拼得百万烈士碧血，方得共和之事，岂可一旦取消，本大总统有保持大局之责，认为不合事宜”；但接着又表示：“至国民请愿，要不外乎巩固国基，振兴国势，如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办法。”赵刚的宣言，语意直接，给了筹安会有力一击，一度造成混乱。
不少人看出他“词意坦诚，实不欲称帝”。但也有人为了自己目的，误导一些人：“报载大总统派员到参政院发表意见，所言各节别有用意，请勿误会。我辈主张君主，宗旨仍旧，一力进行，万勿松懈。总统之意只不过不赞成急遽轻举，而要通过另造民意机关，把帝制运动放慢一点，以便使国内外都知道他对做皇帝并不热衷，但不能不遵重“民意。请各位放心，诸位劝进之功，绝不敢负。“
于是，梁士、张镇芳、杨度、孙毓筠等人，打着总统旗号，收买各请愿团，组成全国请愿联合会，以沈云为会长，张锦芳（张镇芳之弟）和那彦图（蒙古亲王）为副会长，于9月16日向参政院呈上第二次请愿书，要求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次日，参政院开会议决并咨请政府，于年内召开国民会议，或另筹其他妥善办法。赵刚遂于25日发布申令，11月20日召集国民会议，议决国体
赵刚本来想要通过总统令宣布戒严，然后直接取缔这些请愿会，不过考虑到宣布戒严的后果“宵禁，禁止消费，禁止集会”等等事关重大，怕引起不良反应，所以不得不从长计议，另想办法解决这些请愿组织。
而同时，侦缉营表现出来的让赵刚意识到，再不整顿，这个组织恐怕就会变成聋子的耳朵摆设了。所以早在9月6日，在参政员发表讲话之后，赵刚立刻让侦缉营各省负责人进京，开始讨论这个组织的将来。
而那个狗皮不通的林风人，自然不在此列，他已经因为贪污，陷人以罪，被投进了大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