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及平衡税（浮动，最低为差价的1/5，最高为不过这种防范措施只是一种被动防范手段，永远也不能阻止银价的升高。
到1911年春，国外银价超过国内银1911年3资力雄厚的交通银行在各分行的通函中指出，当时白银出口每千元可获利三百至四百元。利之所在，狂澜难挽，在中国出现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白银外流。当时的白银外流与复杂的国际政治有密切的关系。
第一，为了制止白银外流，中国政府虽然三令五申加以制止，但银行因为享有金融融资权，并且对白银出口的暴利特别敏感，所以构成了白银外流的主要渠道。1909年底止上海银行的白银库存是27，570万元，占当时上海白银总库存的70.
随着世界银价猛涨，银行的白银库存直线下降，到1911年9月只占上海白银总库存的12.+的现象：政府公债价格稳定（华商银行投资的主要对象），而地产价格大跌（银行投资的主要对象）、银行的资财都尽可能转变为白银流向海外去了。
第二，在1910年中国白银出现了先:7海向香港分散的的两次移动。移动的方向虽然相反，但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公开或私运白银出口。这也都是利用金融融资权的结果。1—8月，内地白银大量向上海集中（总计2，969万元），然后又流向海外追逐高价；
但9月以后，白银流向突然转变，从9月到12，港达8897万元，比1909年内地流向上海的全年总额（8，189万元）还要多。这主要是由于中国政府10月开征了白银出口税，白银开始流向香港，此时的香港虽然回归中国，不过赵刚曾经艺术米那形式保证过，香港的政权形式一百年不变。现在，这个缺口导致了整个金融体系的崩溃！
尽管中国政府认为这一猖獗的白银走私情况“实属骇人听闻，也无可奈何，因为从目前的形势看来，中国政府奈何他不得；甚至对处理谁，依靠谁都茫然不知。
1911年52日.v|50，虽将人财一并移交给当地海关，但是在当时人声称，携带银元是为了购物，并出示了相关证据之后，海关不得不尴尬的将人放出来，之后还被告上了法庭，并被判决“不得再有此类事情发生”。
当时的铁道部长顾孟余向行政院抱怨说，遇到这一类事“发还白银则有违部令，扣存恐引起纠纷”。真是进退两难，只有眼睁睁地看着白银大量外流。这一情况反映了当时中国金融法立法的极度匮乏。
在中国白银大量走私出口的同时，中国输往伦敦和纽约的白银猛烈地增加了。若以1909年中国白银的净出口额（7，7557，468）为基数，1911年的白银净出口增加了29倍（225，334，664）。同时期，在总额中输往英国的白银净出口增加了29倍，输往美国的增加了71倍。
这个势头一直持续到1912年才有所|家，1909年国内仅生产白银8037，277，1910以后，白银净出口额竟以几十倍的幅度增加，这是一个很异常的现象。美国财政部长摩根财团在1911年11月8的日记中写道：
“在过去三四年间中国每年白银出口只在六百万至九百万盎斯之间。而1911年头九个月，他们却输出了六千万盎斯。这些白银只可能是由中国走私的。”他认为中国人是在中国银行每盎40.:分与世银价65美分之间投机牟利。
摩根财团的评论只对了一半。中国白银出口的猛增（1910—年）肯定是在中国有组织的大量走私的结果，这是对的。但若认为中国银行这样做仅仅是为了投机牟利，那就不完全了。
很显然，中国银行的这一行动得到了美国人的支持，是复杂的国际政治斗争的一部分。因为在一度严查走私的情况下，中国的正常出口的白银仍然数额巨大，如果单纯从经济角度说，正常出口的白银这个时候是无利可图的，可是即便如此，中国银行仍然大量出口白银，这就引起了廉政公署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