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希望监狱的高墙里，羁押着大量像张扬这样的犯人，他们入狱前的角色令人生畏：抢劫犯、毒贩、人贩子、盗贼、飞车党、皮条客、骗子。但再将视角前推，他们在或远或近的时光里，都曾经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留守儿童……
当我们的记忆还停留在“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目光呆滞、发育不良”的农村和落后地区的城镇的小孩时，记忆中的“他们”其实已经长大了，在城乡各个角落挣扎求生，谋生的方式千差万别却又无例外地琐碎、卑下。
当他们的形象偶尔出现在社会新闻栏目时，大多是因为触犯了法律和人生的红线。而后，他们进入高墙，开始了更长久的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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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帝都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经济学者，章无双博士一直在关注、研究有留守儿童经历的服刑人员。她发现，这些犯人都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特征：在16岁之前，有留守或单亲背景的比例相比于普通的农民工要高出一倍多，达到近20%。这让章无双吃惊不已，她设计了对多所监狱的调研方案，试图寻找出留守儿童通向高墙轨迹上的线头和转折。
在这个特殊的环境里，抽出往事的线头并不容易。但那些人生经历的转折与死结，内心与外界的冲突和断裂，却是真实存在的，也只有在人生时钟被强制拨慢的高墙内，才有机会回顾打量。在冗长的服刑期后，他们走出高墙又重新淹没在茫茫人海，即使狱方也很难追踪到他们此后的行踪。
张扬、郑国军、文光秋、俞连伍、牛志旋、汪木林是第一代留守儿童。透过高墙，一种无形的基因开始代际传递：张扬、郑国军、文光秋、俞连伍、牛志旋、汪木林和其他一些犯人的孩子正在遥远的乡村，重复着他们父辈童年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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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缺乏父爱、母爱环境中长大的留守儿童，其性格中最明显就是固执和浮躁。
郑国军的固执，一望可知，即使在这座“文明监狱”的炼炉内也没有化开。他似乎从幼年起，就一直在抗拒着什么。
引起郑国军抗拒的可能是某个人的一句话，或一个词。春节前，一个犯人小组长责骂了郑国军，郑国军一直隐忍到春节，找机会用地上的砖头拍了小组长的脑袋，导致对方缝了好几针。
事后郑国军被升为“严管”，章无双会见他时，郑国军的胳臂上还带着“严管”的标记。
郑国军心情沉重，但“硬气”着不肯低头。在“硬气”背后，是他对自己的失望：“跟同改关系都不是太好，孤僻，容易发火。”
郑国军盼望着早点出去，却又对自己获得减刑没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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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国军在“飞车党”中的角色是开车，“我技术好，摩托车后座可带4个人”。
案发后，主犯之一脱逃，被抓的郑国军作为主犯被判决。入狱后，他认为自己并未直接动手，一直想不通。
而实际上，郑国军被定为主犯的理由，是案子中两个从犯的女孩子都是郑国军叫去入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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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犯人和家人真正的交流，是在进入高墙后开始的。他们童年时长年在外打工的父母对孩子步入牢狱内疚不已，而犯人们自己最感内疚的对象，却是抚养他们的祖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