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恢复高考伊始，不是让学生平等参加考试争取入学资格，而是依靠推荐。
谢公因为自己的家庭成分不好，所以没有能获得推荐。
后来国家实行了真正意义上的高考制度，虽然谢公还是适龄青年，却已经对此心灰意冷了。
从那个时候开始，在遭到生活的一连串打击之后，谢公很可能产生了反社会情绪。
他认为社会对自己不够公平，就开始想方设法的报复这个社会，同时把自己失去的和应该得到却没有得到的东西，加倍的夺回来。
不过与其他反社会者不同的是，谢公没有去尝试破坏社会和秩序，而是让社会和秩序为己所用，等到拥有了足够的能力之后去腐化这个社会。
谢公由于有着足够的远见卓识，第一时间就意识到国家的政策将要发生根本性变化，闭关锁国和计划经济时代即将过去，于是果断的决定把握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当时整个社会都处于一种迷茫状态，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国家接下来将会何去何从，谢公则勇敢的做了当地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搞起了个体经济。
等到国家明确了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长远目标，多数人纷纷而开始尝试下海经商，谢公已经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富商了。
谢公最先做的生意是个体运输，实行了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当时的商品流通很不便捷，而不同地域之间的居民对其他地域的商品有着强烈的需求，所以这项生意有着非常广阔的市场空间。
在赚到了足够的钱之后，谢公利用自己掌握着的运输力量开始倒买倒卖，最先搞的是从沿海地区向内陆贩运海鲜。
尽管已经有政策允许搞长途运输，并且有限度的允许商品流通，但是仍然没有完全的放开，而且人们的思想意识也没有跟上去。
所以谢公的行为是非常冒险的，当时的刑法有个罪名专门惩治这种行为——投机倒把罪，谢公最后就落了这么一个罪名。
其实谢公在从事长途运输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多人眼红了，等到贩运海鲜赚了大钱，有些人终于坐不住了。这些人或者属于权力部门，想要进来分上一杯羹，或者是满怀嫉妒的同行。
刚开始的时候，谢公不愿意向强力低头，结果把事情搞得非常僵。
而刑法中投机倒把这条罪名，给了这些人以充足的理由和借口，对谢公实施打击。
谢公曾一度濒临深陷囹圄的境地，全赖在中级法院任高职的一个亲戚运作，总算才能成功脱罪。
这场风波让谢公赔进去了很多钱，但同时也起到了当头棒喝的作用。
谢公敏锐的意识到，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持续和深入，腐败将不可避免的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这既是因为国人从来都有腐败的传统，也是因为当时的体制使得权力缺乏监管，而缺乏监管的权利必然要滋生腐败、
谢公没有兴趣去反腐，甚至希望腐败的越厉害越好，于是投身到了腐败的行列当中去。
从此之后，谢公生意虽然还照样做，但是赚到的钱却不是留在手里，而是打点给了各个相关管理部门，到后来发展到了其他所有政府机构。
在最疯狂的时候，谢公全年几乎没有剩下一分钱利润，甚至还往里面搭进去了很多的钱。
谢公最初是让自己那位在法院工作的亲戚帮忙牵线搭桥，去结识各个政府部门的官员，在有了一定的人脉之后，又通过这些人脉结交更多的官员。
对于结交到的这些官员，谢公表现得十分的慷慨，喜欢钱的就大把的送钱，喜欢女人的就介绍给几个美女。
而且这些官员每当逢年过节，或者本人及妻子过生日，或者子女升学，或者长辈做寿，再或者是其他红白喜事，必然都能得到谢公大礼相赠。
虽然其他下海的人也都要打点各路关系，但是从没有一个人敢于像谢公这样，在回报尚不明朗的情况下就投入，而且慷慨到了如此地步。
谢公的这种大胆投入换来了丰厚的回报，在这些官员的全力保驾护航之下，几年后就垄断了整个唐山的长途贩运和水产市场。
任何一个敢和谢公作对的人，不用等到谢公本人出手，就遭到了来自官方的打击，最后烟消云散。
可以说，只要没有谢公点头，没有人可以在唐山混，以至时人曾经戏言唐山应该改名叫做谢家山。
谢公在打点官方的时候遵循着几个原则，后来有人对此做出了总结：
第一、撒开大网捕鱼，只要有机会结交到某位官员，无论在眼下是否能为自己做些什么，都要尽全力和这个官员搞好关系；
第二、只结交实权部门，让清水衙门靠边站，诸如工会和妇联之类；
第三、不只着眼于眼前利益，要敢于进行更加长远的投入。
比如说，有的官员得到提升实际上是被架空，而有的官员被贬谪实际上是为提升做铺垫。
对于后一种官员，等到提升之后去锦上添花，不如在他最失落的时候雪中送炭。
再例如，有些官员虽然暂时是闲职，实际上是后备的第二梯队，完全有必要提早结交。
没有人知道有多少人效仿这些做法，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谢公始终是做的最成功的。
据信，谢公不只是单纯的行贿，还为自己“购买”了一份保险，那就是将所有的行贿都记录了下来。
很显然的是，这些官员以及商人对谢公表现出的敬畏，早就已经超出了利益共同体的关系，很像是有把柄掌握在谢公的手里。
既然庞劲东的手里都能够握有一本黑皮手册，谢公很有可能也会做出同样的行为，只是没人能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