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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承乾即位之后，对于大唐国内的治理方针是以宽容为主要的基调，强调官员廉洁的重要性，也强调官民和谐的重要性，比如官员不能欺凌百姓，仗势欺人，否则，地方上有头有脸威望很高的老人家可以直接向上一级政府乃至于朝廷举报这些官员的违法乱纪行为，朝廷专门派遣吏部设立部门，直接对皇帝负责，专门监察官员个人行为。
这是李承乾在和李象谈话过后，从苏宁的话语里面得到的启发，或许也算是苏宁给他间接的上奏，毕竟当了皇帝以后，不能像以前那样明目张胆的和苏宁举办家庭聚会，以免群臣对苏宁过于嫉妒，害了他，不过通过李象的传话，李承乾还是可以时时刻刻得到苏宁的最新想法。
比如对官员行为的监察，李承乾觉得苏宁说的意思就是，他所痛恨的贪污之所以屡禁不绝，就连李二陛下都无可奈何，主要还是天下之大，皇帝鞭长莫及，官员之间官官相护，蒙蔽了皇帝，使得皇帝有心但却无力，所以如果想要禁绝贪污之事发生，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要让官员有害怕的事情或者人物。
这还必须要有距离官员比较近，让官员觉得有一把剑悬在自己头上，只要自己一旦犯错，这把剑就会立刻掉下来取走自己的性命，有了这样的担忧之后，官员才会不敢贪污，鱼肉百姓。否则，只是靠着人数缺乏的御史，是行不通的，民间就有一个潜规则，叫做强龙不压地头蛇，于是就算是强龙。到了人家的地盘，也不一定就能伸张正义。
这一点就算是在民主国家里面也时有发生，绝对的廉洁是不可能的，但是相对的廉洁还是可以做到的，主要就是看制度和民心，大唐绝对具备民心，或者说每一个国家都具备这样的民间基础，一旦发生官员贪污的事情，首先损害的就是民众的利益。民众绝对是反腐要求特别高的一群，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让民众来制约官员。
当然最后一句是苏宁没有说的，大唐的官民之间还是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民是斗不过官的，以民告官，就是以下犯上，不论是否可以打赢官司。都要吃板子，然后流放。李二陛下别的不看重，这一点特别看重，他所着眼的反腐是他所主导之下的反腐，而不是民众的自发行为，如果是民众的反腐，打击官员。那不就是造反吗？
李二陛下不能接受。
李承乾的想法比之他的父亲似乎要开明一点儿，他认为民和官之间虽然应该有着明确的分割线，但是科举制度确立以来，官员都是从百姓而来，换言之。官员也是百姓中的一份子，不能说你做了官就是大老爷，就要让所有百姓敬畏你，害怕你，处处忍让，官逼民反的事情可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史书上历历在目。
所以李承乾允许民间的领袖，也就是德高望重的三老之类的人员，他们可以拥有弹劾官员，检举官员的权利，只要一地官员闹得民怨沸腾，三老之类德高望重的老者就可以检举官员，一经查实，首先就是罢官，带回长安受审，然后再说其他的。
这条命令颁布以后，民间对于李承乾的仁政又是一片赞美之声，都说国朝多年征战，虽然屡战屡胜，国朝因此获利良多，但是军队的损失和物资的损耗是有目共睹的，虽然我们得到的更多，但是损失的人命是无可替代的，征战十数年，民间思定，官兵也想要修养，新帝登基，与民休息，施以仁政，乃是大唐之福。
承和初期，大唐出现一个比之贞观大革新时代更加政通人和的时代，开创者就是李承乾，这一时期，虽然没有显赫的军功，没有足以名留青史的大事件，但是却是大唐建立以来民众幸福感最高的时期，官员们都在老老实实的做事情，没有牛鬼蛇神在折腾，地方军政分开之后，军政制约，三老权利确立之后，民官制约，地方官员不得不小心翼翼的办事情，丝毫不敢逾越。
大唐安定下来，全力发展，全力恢复，不断的舔舐着之前的小小创口，疗养院制度更加完善，一些无依无靠的孤女成为了疗养院的主要服务人员，伤兵疗养的时候，也正好促成了伤兵和这些孤女的感情培养，无形之间解决了一大批光棍官兵的个人问题。
军人的地位更加崇高，李承乾竭力宣扬军人的荣耀和担当，提高军人的待遇，尤其是常备战斗军和常备守卫军，至于府兵，似乎并没有被多少提及，战斗在祖国边疆的常备战斗军和守卫在祖国各地的常备守卫军才是百姓们崇拜的对象，他们是职业军人，只有一个任务，保家卫国。
从此时开始，不知不觉间，府兵制度渐渐被人所遗忘，常备军成为了大唐军队的主流，参谋总部所统辖的军队渐渐转变成了常备军为主，府兵为辅，府兵基本上成了真正的辅兵，李承乾虽然没有明言现在就废除府兵制度，但是也明里暗里的暗示，鼓励府兵加入常备军队，成为职业军人，当然了，如果你不愿意，回家种田也没人拦着你，农为国之本嘛！
在此后的几十年里面，一直到李承乾承和末年，府兵制度名存实亡，后世人们都认为，正是承和皇帝这样的举措，使得府兵制度退出了历史舞台，更符合实际情况的常备军制度成为军队主体，也为更加后面的义务兵役制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大唐政通人和，正在稳定的发展着，但是其他的国家却没有这样的运气了，比如波斯帝国，自从阿拉伯之役结束之后，波斯帝国就陷入了内忧外患之中。所谓内忧，就是立下大功的军方集团和把持政权的顾问集团之间的权力斗争，还有随之如来的军方内部骑兵和步兵之争以及顾问内部的政权之争，还有民间的起义反抗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