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育处二楼的会议室，坐满了陌生的年轻人。郭国柱跟着机加工班两个男同学挤进憋窄的过道。有人小声和他打招呼，说：“呀，郭国柱，来了？”
他笑着小声答应着。好像有人低声说一句：“铸造车间看来快走光了。”
有人又低声笑：“走光了？哪个走光？”
郭国柱刚在一个角落里坐下，只听中间几张拼起来的大桌子前有一个三十岁出头的男青年正说话。他说的是最地道的方言：“在北京已经学了两年了，刚才耿厂长关心咱们在外面上学的人，问咱们有啥困难，我真不好意思说。厂里花钱推荐咱们去外面上学，有去北京的有去上海的，也有南下的。已经感激不尽了。咱们应该抱着一腔热血，好好学习，学成回来，报效一机械的培养之恩，为一机械发展贡献全部力量。所以再有困难也能克服。不过要说困难，也不能说一点没有。嗯困难么，也不能说一点也没有。”
只能看见后背的耿厂长插话说：“有困难就说么，今天请已经在外进修的和已经参加成人高考的年轻人来，就是请大家提意见和困难的。直言不讳么。”
三十出头的团干部继续说：”其实也没有啥。就说我吧，我们的课程排的真叫个满。每天连上厕所都得小跑的去。要说跑就跑吧，可是一跑完，肚子就咕咕叫。按说人家北京那些大学伙食都不错，可是就是吃不饱。一个礼拜想吃个荤菜吧，可是一个月伙食费就那么多，太贵的又吃不起。尤其是咱们又偏偏爱吃个红烧肉。但人家北京没有红烧肉。我不能去食堂说，嗨大师傅，能不能给咱们做个小灶红烧肉？那也不像话呀。况且咱们又不够级别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