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起来后，刘兴便接到李容通过牛得草转来的消息，德国方面在今天上午将不安排谈判，中午将在宾馆的餐厅举行欢迎酒会，谈判将在下午进行。听到这里，刘兴了头表示知道了，然后便又继续开始看起昨天晚上没有看完的文章来。</p>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作战指挥理论建设成绩斐然。</p>
一、八十年代中期以前，我们对指挥理论的研究多分散于对战略、战役、战术、军制、军事辩证法等问题的研究之中。随着指挥学作为军事科学中一个重要的分支学科相对独立出来，指挥理论研究逐步走向系统化、规范化的轨道，并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学术领域。经过专业研究队伍和众多业余研究力量的共同努力，指挥理论建设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绩。</p>
指挥理论研究队伍已经建立起来，作战指挥理论方面的专著、辞书完成了从无到有的飞跃。一是指挥理论研究队伍已经建立起来，它以专业研究人员和指挥理论教学人员为骨干，以全军从事指挥、参谋工作的人员等业余力量为基础，并在实践中产生了一批各个方向或者各个系统的学科带头人。二是理论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相当数量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的论著相继面世，如《军队指挥学》、《军队指挥学基础》、《合成军队指挥学》、《作战指挥学》、《合同作战指挥概论》、《我军若干著名战役指挥实践与经验》、《军队指挥系统概论》、《作战指挥概论》、《高技术条件下合同作战指挥》、《后勤指挥学》、《海军指挥学》、《第二炮兵指挥学》等：编篡出版了一批权威性的辞书，初步统一了指挥理论范畴的一些基本概念，如《中**事百科全书；军队指挥分册》等；编撰出版了一批司令部方面的专著，为新时期军队司令部建设和工作提供了理论依据，如《司令部工作概论》、《军事参谋学》、《参谋训练指南》、《军用文书新编》、《作战指挥与外军司令部建设》等；出版了一批指挥自动化系统建设方面的专著，有力地促进了我军指挥手段的建设，如《军队指挥自动化》、《防空指挥自动化系统》、《指挥所自动化建设》、《合成军队指挥自动化》等；编译出版了一批外军指挥理论专著、条令条例，为学习和研究外军指挥理论，借鉴外军有益经验提供了良好条件，如《军队指挥理论基础》、《美军高层领导与指挥》、《外军司令部资料汇编》等。另外，规范新时期司令部建设和工作的新一代司令部法规，也以崭新的形式和内容面世；回答和解决当前我军指挥建设和未来作战指挥具体问题的大量成果，还以论文、研究报告等形式出台。对作战指挥领域里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初步形成共识，并进行了科学合理的阐释。</p>
十多年来，指挥理论研究的各条战线均围绕着我军指挥建设和未来作战中的难和重问题展开，并形成了一些基本认识。如，对于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作战指挥面临的新情况、新特和新要求，认为高技术武器装备特别是指挥自动化系统的广泛使用，虽然深刻地影响了作战指挥，但战争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武装冲突，是以人为主体并由人指挥的战争，因此，战争和作战指挥的基本规律没有改变。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指挥速率成为决定作战成败的关键，信息领域成为敌对双方进行较量的焦，对作战决心正确性和计划、指令准确性的要求更高，计划组织工作量增大，指挥控制任务更加艰巨，指挥系统的稳定面临着十分严重的威胁。要求指挥员及其指挥机关必须具有高速率、高质量和稳定、不间断的情报资料获取与处理能力、运筹谋划与决断能力、计划与组织能力、控制与协调能力。对于作战指挥原则，认为它与作战原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后者是所有参战人员共有的行为准则，前者是指挥人员所特有的行为准则。作战的成败，除了武器装备、官兵军政素质和战争的性质等因素外，关键取决于指挥人员的指挥。因此，总结概括作战指挥原则是十分必要的，它应当是“指挥员及其指挥机关组织指挥活动的准则”；其规范的主体，是指挥员及其指挥机关的思维活动和组织指挥行为，同时，对作战指挥原则的具体内容也基本形成共识。对于作战指挥的基本程序，认为现代化技术手段的运用虽然提高了指挥与控制的速率，部分地替代或提高了人的功能，但它并没有也不可能取代指挥员及其指挥机关的指挥功能。就作战指挥总体而言，围绕着定下决心和实现决心这一核心问题，仍然需要从获取与处理情报资料开始，进行运筹谋划和决断，计划组织部队进行交战。因此，作战指挥的基本程序应当也必须是“掌握情况——定下决心——计划组织部队作出反应”（亦称“情况——决心——处置”）。对于指挥方式的运用，认为其根本目的在于统一意志，以统一协调、迅速有效的行动达成预定作战目的。片面地强调集中统一易于统得过死，影响部队的反应速度；片面地强调分散势必影响作战行动的整体性、统一性和协调性。未来作战指挥，应当坚持高度集中统一指挥与适当分散指挥相结合，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集”而不死，“分”而不散，充分发挥上下两级的积极性。对于指挥机构编组，认为尽管世界各国都在力争建立平战合一的指挥机构，但“两全”很难。指挥自动化系统在战场上的广泛使用，几乎强制性地要求指挥机构必须与技术手段相适应；指挥机构既要精干、合成，又不是越越好、人越少越好，必须以满足作战指挥需求为标准来确定指挥机构的编成和编组。对于指挥系统的稳定性，认为抓住影响指挥系统稳定的关键问题，是确保稳定指挥的前提和基础。在影响指挥系统稳定的诸因素中最主要的因素，一是电磁辐射，二是指挥系统本身功能的强弱，因为，现代作战指挥离不开以电磁设备为主的信息传输；在现代战场上指挥系统不暴露任何征候是不可能的，暴露就意味着遭受攻击，系统功能强遭受攻击时的受损程度就低、恢复就快、指挥就有保障。对于指挥自动化系统建设，认为应当走“渐进获取”的道路，因为它不同于一般的武器装备，是一个庞大的系统，系统要素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不能因为一两个要素更新换代而导致系统整体的更新换代，从上述主要观看，我们的指挥理论研究已经进入了一个较高的层次，所研究的问题既有理论深度又有现实指导意义。</p>
对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战指挥的历史经验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总结，并对毛**作战指挥思想进行了初步的梳理。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全国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和多次边境反击作战，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总结作战指挥的经验，是指挥理论研究的重要任务，也是发展军队指挥理论的基础性工作。经过多年的艰辛努力，目前已经对战役指挥的基本经验形成了共识，即：胸怀战略全局，深刻领会上级意图；全面分析判断敌我情况，科学预见战局发展趋势；从不同战略阶段的大局和战场实际出发，明确战役任务，确定作战方针；审慎选择作战地区、作战时机和作战目标；多案权衡、多手准备，适时定下战役决心；坚定地实现既定决心，实施及时、不间断的指挥；全力抓住重心，牢牢把握关节；坚持高度集中统一指挥，提倡积极灵活机断行事；审时度势，灵活地使用兵力和运用战法；周密组织战役协同，确保战役的统一行动；对敌实施军事打击的同时，积极进行政治瓦解；抓住作战间隙和其他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组织部队休整等。毛**不仅是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也是人民军队的指挥者。毛**作战指挥思想，是人民军队指挥理论的核心，也是指导我军指挥实践的理论基础。</p>
对毛**作战指挥思想进行研究和梳理，是军队指挥理论研究的重要任务。目前，对毛**作战指挥思想的基本内容已经进行了初步梳理，将其概括为：努力提高主观指导能力，能动地指挥作战；全面掌握敌我双方及各方面情况，努力做到知彼知己；每战力求有较充分的准备，从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着眼，周密计划，精心组织，正确确立作战方针；慎重选择作战目标、作战地区（方向）和作战时机，拣弱的打，力争地、时机都有利于我不利于敌；以集中兵力为主，集中使用、分散使用和转移兵力灵活运用；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为基本战法，依据战场情况灵活运用各种有效的歼敌手段；抓住作战的中心问题，统筹全局，把握关节；集中统一指挥，灵活机断行事；适时组织休整，把握作战节奏，保持作战锐势；主动、灵活、坚定、隐蔽地实施指挥，充分发挥司令机关的作用。另外，还系统地梳理了毛**从哲学高度和我军作战历史经验等不同角度揭示的作战指挥规律，研究了毛**作战指挥思想的特色及其历史地位。上述总结概括和研究、梳理，虽然还有欠深入、准确，但毕竟填补了军队指挥理论研究的空白，为加强军队指挥建设和指导未来作战指挥实践提供了一定的参考。</p>
较为系统地研究了世界各主要国家军队的作战指挥思想和理论，有选择地借鉴了其有益的成份。学习、借鉴外军优秀的指挥思想和理论，一直是我们的传统。早在红军时期，红军第一部司令部法规——《工农红军总参谋部军队各级司令部野战勤务暂行教令》，就是在原苏军司令部法规的基础上，结合红军实际制定的。改革开放以来，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军队指挥理论研究的一些成果，促进了我军指挥思想和理论的发展。可以，军队指挥学从其他学科中分离出来，既是军事科学发展和指挥理论研究深入的需要，也是受外军指挥理论发展的促进。80年代初，原苏军正式将指挥学列为其军事科学的二十重要组成部分，井大力开展这方面的研究。1984年，原苏联国防部出版了由军事科学博士、教授、上将阿尔图霍夫主编的《军队指挥理论基础》一书。这部著作的引进，不仅使我们比较系统地了解了原苏军指挥理论研究状况和发展趋势，而且启发我们把指挥理论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美军注重指挥法规建设的做法及其在近期几场局部战争中的成功尝试，也后发和促使我们开始更多地考虑如何以法规的形式规范指挥行为。任何优秀的军事思想和理论，都难免带有其所从属的阶级、政治集团、国家和军队属性的胎记。我们对外军优秀指挥思想和理论，基本上做到了结合国情和军情，批判地学习、有选择地借鉴，经过“技术改造”后应用于自己的实践。世界发达国家军队指挥自动化系统建设起步较早，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特别是在建设的思路和组织上，由于理论研究不够、学术准备不足，加之缺乏统一的论证，各军兵种“各自为战”，不仅造成了建设投入的分散，也使系统与系统之间一度相互封闭、难以融合，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我们在指挥自动化系统建设上，认真汲取了这些教训，基本做到了理论研究先行，从作战需求、战术技术功能到系统的战术、技术结构模式，甚至系统的对抗能力等，都进行了较为充分的理论研究和学术准备，从而使有限的投入发挥了较高的效益，在短时间内取得了较大成效。</p>
总之，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挥理论建设经过十几年的艰辛努力，取得了很多成果，为加强指挥建设、提高指挥效能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但是，军队指挥理论建设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如，对一些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的研究还欠深入，贴近实际不够，理论阐释不透；对长远建设特别是新军事革命可能引发的一些根本性变革研究不够，存在着“近视”的倾向；一些规定性成果还存在定量分析不够的问题，缺乏可信度和可行性；研究自己如何完成指挥任务多，研究如何在指挥上“致人而不致于人”少；还有许多空白有待填补，等等。简言之，指挥理论研究任重道远。</p>
二、进一步发展作战指挥理论，已经成为军事理论战线上一项十分紧迫的战略任务战争历史证明，指挥优势是克敌制胜的决定性因素。特别是在以劣势技术装备对抗优势技术装备之敌的情况下，指挥优势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战场上的指挥优势，来源于和平时期的指挥建设。“科技强军，理论先行”，掌握指挥优势离不开先进的指挥理论作指导。纵观近年来军队建设状况，指挥建设所以成为制约军队建设整体水平提高的“瓶颈”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指挥理论滞后。当前的新军事革命，从某种意义讲上就是一场指挥观念、指挥手段和指挥组织体制的革命，因此，着眼于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需要，跟上世界性新军事革命发展的步伐，大力发展具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特色的指挥理论，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战略任务。</p>
军事技术的飞速发展，要求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作战指挥理论作指导。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军事工程革命、军事技术革命，经过四五十年的发展历程，使武器装备的战术技术性能达到或者接近极限。如在航（射）程方面，一些武</p>
器装备的作战范围实际上已经延伸到“天涯海角”；在破坏力方面，一些武器的毁伤力已经达到可以“毁灭人类”的程度；在速度方面，航空和航天器、导弹、舰船、运输车辆、装甲战车等，虽然没有超越物理规律的绝对极限，但几乎达到由成本效益所决定的实际极限。这就把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摆在人们面前：武器装备的战术技术性能提高的速度越来越慢，而每提高一步所需投入的成本却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要进一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就必须把眼光由提高单个武器系统的性能转向提高作战力量的整体功能上。指挥手段革命（亦称“军事通信革命”），带来了指挥与控制、通信、情报、决策效率、效益和效果的根本性变革，它像“粘网”一样把各种各样的作战力量（包括人流、物质流、信息流）联结在一起，使之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从而，产生巨大的整体作战效能。伴随着指挥手段革命的发生和发展，如何充分利用计算机、监视器、传感器、现代通信工具等先进技术组成的一个能够起到战斗力“倍增器”作用的指挥自动化系统，以及这个系统在战略、战役、战术层次中，在陆军、海军、空军和第二炮兵及各兵种系统中，在后勤、政治工作等领域里如何组织（诸如作战需求、战术和技术结构）等，就是人们不能不予以回答和解决的。军事技术的发展必然带动军事理论的发展，但同时也要求军事理论给予必要的指导，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几年来指挥建设的历史也表明，没有必要的、先进的指挥理论作指导，指挥建设就很难突破低水平徘徊的樊篱。</p>
作战指挥建设是新时期军队建设的重申之重，作战指挥理论必须充分发挥全面引导的作用。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确立以来，围绕着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这个基，提高战斗力水平的努力分别在武器装备研制、战法研究、指挥建设三条战线上展开，三者互相促进、互为依托。随着认识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对于一支规模庞大的军队来，少装备几十架飞机、十艘八艘舰艇、百八十辆坦克，不会对其战斗力产生重大影响；再好的战法也需要通过一定的运筹、组织，才能由“纸上谈兵”变为“战场搏奔”。现代战争中，特别是在以劣势技术装备对抗优势技术装备之敌的情况下，由“主观指导正确”＋“指挥速率高”＋“指挥系统稳定性强”所构成的指挥优势，是夺取作战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先进的指挥手段、顺畅的指挥机制、科学的指挥理论、完善的指挥法规、高素质的指挥人才，是产生正确主观指导（包括发挥武器装备作用、合理运用战法）、高效和稳定指挥的基础。把指挥建设摆在重要的战略位置进行系统建设，已经成为战略性问题。要加强指挥建设，首要的是从宏观上确立正确的思路，使指挥建设成为一个系统工程，统一目标、统一筹划、统一组织、统一步骤，同步发展。指挥建设的核心，是如何确保产生正确的主观指导、如何确保指挥高速、稳定和不间断，以及如何形成真正的指挥优势。另外，就指挥的组织体制而言，已被世人公认为是与“技术发展”、“作战理论革新”并驾齐驱的新军事革命的三个基本因素。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中，军队现行的指挥组织体制面临着哪些新情况和新要求？指挥组织体制的客观规律和指导规律是什么？联合战役中，指挥机构采取什么样的编组形式才能确保“联得起来”，如何以结构谋求整体功能？这些，都是需要回答和解决的现实问题。就指挥手段而言，除了前面所述之外，还有一系列建设的重问题需要回答和解决。</p>
如战略网和战役战术网建设何为重？诸军兵种分系统以准为重？指挥、控制、情报、通信、辅助决策功能以准为重？等等。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有限资金的投向，而且关系到指挥自动化系统建设的效益。就指挥法规而言，现代化军队的重要标志是依法治军，现代化的指挥也必须有法可循。然而，目前我们还没有一部系统、全面的指挥法规，就指挥训练而言，目前我们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教范，对于指挥领域里的一些基础性问题，如军队作战指挥的传统经验，中华民族优秀的指挥思想和理论，指挥在战争中的地位作用，作战指挥的基本规律，指挥艺术的内核，指挥系统构成的原理和原则，指挥活动的一般规律，等等，都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使全军尽早达成共识。只有尽快回答和解决诸</p>
如上述问题，才能更好地发挥作战指挥理论在我军作战指挥建设中的引导作用。</p>
军队未来可能担负的作战任务与以往有很大区别，要求作战指挥理论必须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不同条件下的作战，有不同的作战规律和作战指挥规律，在指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都有着不同特。在未来战争中，从总体上讲军队可能遂行的作战任务，具有攻势行动为主、海上行动力主、联合行动为主、自我保障为主的特。</p>
作战的基本背景条件，就军队数量而言我多敌少，就技术装备而言我劣敌优，就地理条件而言我好敌差，就民心士气而言我强敌弱。这就决定了未来作战，既反映作战和作战指挥的一般规律，又有其特殊的规律，比如，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人民战争与以往的人民战争，脱离大陆的机动战与“依托阵地或不远离阵地的运动战”，以海空为主要战场的作战与以陆地为主要战场的作战，诸军种的联合作战与战区或者战役集团之间的联合作战，主要依靠战役军团自身保障与主要依靠人民群众保障完成作战任务，等等，在许多方面都是有区别的。</p>
新的作战特，必然引起指挥领域里一系列问题发生重大变化。要适应未来作战任务的这些新情况、新特、新要求，指挥理论研究必须有针对性地、具体地回答和解决每一个具体的问题。就总体而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从指挥上确保优势和主动。在以劣势技术装备对优势技术装备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在指挥上再逊敌一筹，那么，“以劣胜优”就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就联合战役而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从指挥上确保“联得起来”，它所涉及的问题不仅仅是指挥手段建设和运用等技术性问题，更主要的是指挥系统的编成和组织，指挥机制的建立，特别是联合战役军团指挥员及其指挥机关和编成内的军兵种战役军团指挥员及其指挥机关的责任、权力，以及军兵种战役军团原隶属的战区、军种部的义务，诸军种的协同原则和组织协同动作的规程，等等。目前，我们虽然在指挥机构编组的大结构上达成了共识，但是，对于各指挥所中各个要素的编成、编组及其相互关系，还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如，统一计划组织、控制协调对地支援人力和防空人力，是对现代战役的基本要求。但是，火力协调机构如何组织，它担负有哪些责任、权力和义务，作业规程是什么，等等，一直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目前，军委已经在有关法规中明确了指挥机构中专门设立通信中心、情报中心、电子对抗中心，以从指挥的组织体制上确保有限的、低水平的装备器材形成整体合力，然而，这三个“中心”的具体组织结构及其责任、权力、义务等有关问题也还没有解决。另外，人民战争仍然是我们的优势，也是拥有高技术优势之敌所最惧怕的；游击战曾经是我们的“拿手戏”。在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中如何编组群众武装，如何运用传统游击战、现代特种战的战法，也都是作战指挥理论亟待研究的课题。</p>
</p>
以美军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军队将“信息战”作为未来战争中一种重要的作战样式，它的核心是“指挥与控制战”，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大力发展自己的“指挥战”理论。“信息战”，是目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军队大力推崇的一种作战样式。所谓“信息战”，有社会、经济领域和军事领域之分。军事领域里的“信息战”，是一种以打击对方指挥系统和保护己方指挥系统为目标，以攻击对方指挥人员决策过程和保证己方正确决策为重，集作战保密、军事欺骗、心理战、电子战和直接摧毁为一体的作战样式，其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摧毁对方的指挥系统、摧垮对方的作战意志特别是指挥人员的作战意志。指挥领域里的较量古已有之。随着军事技术的发展，围绕着争夺指挥领域里优势和主动的科学技术研究、武器装备发展、作战理论和组织体制改革愈演愈烈。“信息战”理论的提出，既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一种产物，也是战争实践中的一种“省悟”，战争的根本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以最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历来是军事家所追求的最高目标，在以火器为主的战场上，战争多是面积破坏，战火所到之处无不生灵涂炭、瓦砾遍地，一切人类文明荡然无存，民众的哀怨之声便通过战争手段取得的辉煌胜利黯然失色，有时甚至使战争的指导者们不得不放弃以战争手段达成政治目的的努力。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人们在战争中越来越“计较”生命的代价；随着战争耗费比的不断增大，大规模的搏杀越来越成为战争双方都难以承受的一种灾难，因此，人们不能不在作战形式上另僻蹊径。既要实现战争的既定目标，又要少付出甚至不付出代价，在这种情况下，“信息战”就成为一种越来越受青睐的作战样式。目前，以美军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军队，不仅大力发展可用于“信息战”的武器装备，而且初步形成了”信息战”的作战理论，并开始着手实验适应“信息战”的指挥系统和作战力量编成、编组方式。面对外军的“信息战”，我们应当尽快建立可以与之相抗衡的“指挥战”理论。</p>
三、发展作战指挥理论，必须确立正确的思路发展作战指挥理论，首要的是根据当今时代的各种客观情况和未来作战指挥的实际需要，确立正确的思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挥理论，不仅要考虑近期内军队可能担任的作战任务的需要，还要考虑新军事革命可能给下个世纪战争带来的深刻影响；不仅要继承和学习借鉴先进的指挥思想和理论，还要学习和借鉴产生先进指挥思想和理论的方法；不仅要在指挥的一些基础性问题上有所发展，在具体的、现实指挥问题上也要有所发展。</p>
1．置身于世界性新军事革命的大背景，从更高层次上发展作战指挥理论美国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在《战争与反战争》一书中指出，人类社会正迈入信息时代，跨进第三次浪潮文明。当今世界三种文明并存（第一次浪潮文明、第二次浪潮文明、第三次浪潮文明）。”文明的冲突”是当前和未来战争的主要根源。在这一背景下，正发生一场最深刻的“战争革命”或者“军事革命”，它必将带来新的战争样式，即“第三次浪潮战争”。并认为，“海湾战争反映了三百年来首次出现的一种新型战争”。俄国人将有史以来的战争划分为五代，认为未来战争属于”第六代战争”，目前的新型武器研制、作战理论调整、军队组织体制改革都是为“第六代战争”奠定基础。我国一些著名学者指出，当代工程技术的飞速发展，给军事领域带来了深刻影响，世界已经进入新军事革命时期，引起这场革命的主要力量是技术发展。总之，以军事技术革命为龙头的新一代军事革命，已经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席卷全世界，涉及军事和战争的各个领域。新军事革命，以先进的技术及所产生的武器系统、创新的军事理论、科学的军事组织体制为基本要素。创新的军事理论是灵魂，先进的技术及所产生的武器系统是物质基础，科学的组织体制是上述两者的具体体现。这场革命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前所未有的精度和实时作战的管理与控制能力”，解决使军队的全部力量“处在一个共同的指挥与控制系统之中”这个长期困扰军队的“最大难题”。面对这场新的军事革命，如果坐在“第二次浪潮”或者“第一次浪潮”的船头上观赏“第三次浪潮”大船的飞速前进，只能在未来战争中遭到惨败。军队指挥理论要在未来战争中发挥其作用，必须适应新军事革命技术发展和组织体制变革的要求，必须为技术发展和组织体制变革提供理论依据。</p>
基于上述考虑，军队指挥理论的发展，首先要敢于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克服惰性历次军事革命实践证明，军事革命成败的关键在于是否有创新的思维。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一方面要跳出已有认识的圈子，向新的更高的领域探索；</p>
一方面要“正本清源”，按照战争的客观规律办事。按照指挥的客观规律办事，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象组织体制特别是指挥的组织体制、党的领导体制与军队指挥体制的系、军事系统与其他系统的关系、指挥系统的运行机制等重大问题，绝不能因为目前还不宜进行调整而放弃必要的研究和探索。科学的认识、优秀的理论本来就是一种积淀，只有今天的研究和探索，才有明天的决策和施行。</p>
当然，上述问题的研究和探索，必须以适应未来战争需要为基本着眼。其次，要瞄准最新发展，从技术发展趋势和物质运动原理上选择突破。决定指挥理论发展的重要因素，是先进的技术及其所产生的武器系统。一方面，要研究目前外军先进技术及武器系统在战争中的运用所产生的新情况、新特；一方面，要研究我军正在发展的新技术及新的武器系统可能产生的新情况、新特。它们不仅影响到作战力量的使用、作战方法的运用，还影响到指挥的组织体制和指挥方式的运用，以及指挥活动内容和方法。</p>
物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指挥亦不例外。“结构决定功能”这一原理，反映在指挥领域里，既可以依其考察己方指挥系统的建构，也可以依其探索彼坏对方指挥系统的对策。把握支配指挥发展变化一些原理性的东西，充分考虑到技术发展因素的影响，就可以做到科学预测、合理假设未来作战指挥的要求。“指挥就是预测”。在指挥理论研究领域里多一科学预测、多一合理假设，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p>
第三，从整体上系统考虑指挥理论发展的问题。历次军事革命都具有一体化、整体化的特，即各个要素互相依存、互相、协调发展。军队指挥理论的发展与新军事革命相适应，很重要的一就是必须整体协调发展，不能搞“单臂大回环”。就指挥理论整体而言，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理论研究、技术理论研究三者应当互为、互相促进、协调发展；就某一个方面而言，如指挥组织体制、指挥活动、指挥法规、指挥训练、指挥手段等方面的理论研究亦应当如此。任何孤立地、片面地研究，都将无益甚至有害。</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