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植看了看资料，想了想，说道：“投献土地的小民们奸猾耍诈，加重了老实种田其他农民的负担，和逃税的士绅同流合污。这是这些投献小民的罪。如今我们纠正了士绅偷税渠道，他们又想拿回自己的土地。”
“这些小民如果留在士绅门下，是白白便宜收地租的士绅。士绅么是偷税的主犯，让他们得利道理上说不通。但如果简单把土地还给投献土地的小民，又助长了这些奸猾小民钻政策空子的习惯。对这些投献土地的奸猾行为，不罚不行。”
“当初投献的土地，不是普通的买卖，而是属于偷税犯罪的赃物。投献土地的小农和士绅联合起来逃税，坑害其他重税的农民，这是犯罪！一旦证据确凿证明是投献偷税的田地，全部没收。既不让逃税的士绅保有这些田地，也不让投献土地的小民得利。没收来的土地归于总兵府名下，小民可以继续佃租，但地租是一斗米每亩，高于一般的税赋。”
崔昌武听到李植的话，拱手说道：“伯爷英明，如此一来，既惩罚了逃税的士绅，又教育了奸猾小民，更扩大了总兵府的收入。”
李植点头说道：“把我们的政策传达到各个法庭。再遇到类似的案子，便统一这样处理。”
很快，等李植的政策传达到基层，静海县的法官没收了赵立精的投献田地，李植的政策就传开了。
加上九月十八日的《天津日报》登载了赵立精的案子，这个案例便更加家喻户晓。
前来打官司上交投献田地的小民在法院门口排起了长队，一个个都宁愿付一斗的地租，愿意上缴自家投献的田地。毕竟比起士绅的地租，总兵府没收田地后给出的每亩一斗的地租，还是轻了不少。
各县法庭里的几名法官哪里能应付这么多案子？最后各法庭都规定，如果案情简单证据清楚的，不需要法官庭审，投献的小民直接到公田登记的地方找书记员登记，便能立即把投献的田地变成公田。
这样的政策一下，士绅们名下的土地大量流失。士绅们元气大伤。一些士绅想留住农民，便主动把地租降低到了一斗以下。最后整个天津，接受投献田地的士绅都把地租降低到了很低的水平，也就略高于七升一合的田赋一点点。
士绅们大规模降低地租后，来打官司上交田地为公田的百姓渐渐没有了。
九月二十日，天子朱由检坐在乾清宫书房的龙椅上，在书案上摊开一份《天津日报》仔细看着。
《天津日报》上的各地新闻，让朱由检看得津津有味。虽然各地的灾荒、兵事都有地方官奏章报上来，但其他的新闻，比如哪里米价又涨了，哪里的利息水平降了，甚至福建有几条海船出海，山东有多少士兵逃亡，这些新闻都是官员的奏章里没有的。
朱由检长在深宫，不曾出皇城，对外界的这些新闻知之甚少。看到天津日报的报道，他倒是了解了不少民间事情，觉得十分新鲜。
更让朱由检感兴趣的，是天津日报的评论文章。
朱由检最爱的一个评论员，是一个叫作“紫铜山人”的撰稿人。这个撰稿人写的文章高屋建瓴，对种种事物评论一针见血，每每有让人拍案叫绝的言论。
比如这一天的《天津日报》第二版，紫铜山人就写了一篇文章，叫作《为什么兴国伯的兵马这么强？》紫铜山人写道：“兴国伯兵马强盛，无他，思想先进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