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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二五章 番外2 饮鸩止渴(1 / 2)

 明初时,以农为本,别的行业,都被看作舍本而逐末者。

但在薄赋轻徭的名义下,生产力在短期内得到恢复,社会各界又开始活跃起来,手工业逐渐开始复苏,至明朝中叶,已经有了“逐末者千金”的说法。

其中最先复苏的手工业,是纺织业。

纺织业在明代,属于暴利行业,其发展和明初的重农桑政策是分不开的,当时要求农民有田超过五亩的,必须种植桑、麻、棉各半亩,否则要纳绢或棉、麻各一匹。

这个政策,为纺织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加之明初轻视商贾,经商的人数较少,商税又偏低,一般为三十税一,对农具和舟车丝布等则免税。

这样,纺织业在轻税的政策下,很快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资本,总是朝着有利润的方向流动,“士大夫家多以纺织求利”,他们开始雇佣织妇纺织,参与市场竞争。

农业和手工业发展了,对各种生产生活物资的需求也相应增大,商业就开始慢慢繁荣起来。

官员们的薪资不高,但享受着国家的赋税“优免”,家境不断好转,明朝中期开始,家有余赀者,自然会想到用这些钱来投资,很多官宦之家开始经营太祖所鄙视的经商活动。

他们有的开设酒楼、店铺,有的就把钱放高利贷,成为食利阶层;有的则干脆开起了当铺;其他的如贩盐、贩茶、开店铺,采煤、采铁、搞纺织等等,上行下效,经商不再是一件可鄙的事情。

朝廷的酒禁开了,矿禁没有那么严了,一些大老板的腰包鼓鼓,这些老板不再仅仅是地主老财一类的传统富裕户,更多是靠经商、开矿、冶炼等发财的,所以学界普遍认为,这时候在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永乐时期,明朝的国力达到顶峰,除农业外,各业都飞速发展起来,北京不仅仅是一国的都城,也成为帝国的商业中心,在运河沿岸,一些城市的商业极度发达,货物往来频繁,到处一派繁华景象。

以郑和下西洋为标志,中国的海外贸易也开始发展起来,福建、广东、浙江等沿海地区大造楼船,水路货运十分发达,铁锅、铁针等已经向日本、柬埔寨、缅甸、爪哇、吕宋、交趾和朝鲜等国家大量销售,陶瓷、茶叶、丝织品等远销欧洲。

……

然而,封建社会的繁华总是短暂的,明帝国庞大的身躯上,一些地方开始腐烂,大明的国运很快踏上了下坡路。

明王朝的白银主要是通过海外贸易获得的,大量的白银掌握在商人手中,农民卖粮价贱,过后又价涨,反复遭到商人的盘剥。

而朝廷手中缺少银子难以平抑物价,碍于祖制,又无法对商人加税,没银无法控制商业,财富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的手里。

官员权贵享有“优免”,加之地方“豪右”逞强,宦室富户们通过飞洒、诡寄、虚冒等手段,大肆兼土地并逃避差徭,于是大量的赋税徭役只能转嫁到贫民头上。

在土地日益集中和赋税徭役日益加重的过程中,贪官污吏又开始盛行,底层农民被各级官员变着花样践踏压榨,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如有一豪家,置田万顷,他的田亩,侵别人的太多了,便想法勾结官府变乱黄册,把新收随意挪移成旧管,来逃避赋税。

兼并之风日盛,大户千亩也是一里长,小户三十亩也是一里长,负担的岁赋差役则相同,小户更非倾家荡产不可了。

他们在丰收年份尚能自保,碰到荒年,一些农户今日缴税,明日就得借贷,搞得衣不蔽体,食不果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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