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前，靠着两淮盐业的支持，扬州成为了中国最繁华的大都市，但是满清朝廷不善经营，对于盐商还多有盘剥，虽然那些富可敌国的盐商们一个个先后倾家荡产，鸦片战争前的扬州已经日渐萧条了，到了太平天国时代，太平军与清军在扬州附近反复拉锯，曾将繁华的扬州也就一蹶不振了，而距离扬州不远的另一座城市则趁机一跃而起，迅取代了原来扬州的地位，这就是上海。
上海的建城是很晚的，春秋战国时代上海的东部大都还是海底，唐宋时期才由一个小渔村逐步展成还算繁荣的港口，到了南宋才有了上海镇，元朝才有了上海县。上海的地理位置优越，要展成伦敦纽约那样的大都市算不得什么难事，但由于满清的闭关锁国，上海只能算是边疆的穷乡僻壤罢了。好在上海靠近江浙，乾隆年间钱庄也渐渐兴起，也有了自己的钱业公所，到了近代更是成为中国最大的金融中心，至光绪初年，上海北市有钱庄80余家，南市也有30余家，可谓盛极一时，但是清末的连番**，钱庄业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好在由于张文英的关心，他们成功规避了橡皮股票风潮，躲过了最为致命的一击。
作为中国最大内外贸易口岸，带有近代意义的金融地位也开始在上海迅上升。起先是外商银行英商丽如银行进入上海，几十年间外商银行已有二十余家家，其中以汇丰银行为代表的英商银行居多数，势力也最大而同期其他金融较达城市虽然也有展。却还是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成立的西商上海股份公所，则是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标志着上海金融近代化又大大迈进了一步。这些外商银行长期控制着经由上海的进出口贸易的收付业务，对上海金融市场也起着举足轻重地影响。由于治外法权和其他特权的存在，满清政府不能直接管辖这些外商银行，这种情况直到民初也没有多大改变，张文英与英国政府达成妥协后，一些权力才渐渐收回。
受外商影响，中国人自己也开办了一些银行，它们一般有纸币行权。在外埠设有分支机构或代理机构，并拥有一定影响。
尽管中国人也做出了许多尝试和努力，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从整体看.满清时代的外商银行在上海金融业仍占居了支配性地位，大大小小的银行钱庄不仅不是外商的对手，有时候打些交道还带有几分讨好。原因是非常简单的。这些中国商人本小利薄，经不起任何风浪，又完全得不到本国政府的任何支持——哪怕仅仅是口头上的。
为了应对外国金融资本的威胁，在植物园的主导下，全国先后成立几家规模较大地银行。而由于业务上的需要，这些大型银行也更愿意将总部设在上海。国民政府迁都汴京后，中国的政治中心再次北移，但张文英采取了把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适当分离，把上海展为全国最大最重要的金融中心地方针，为此还推行了一系列的鼓励政策与措施。在这些利好消息带动下，江浙一带本就活跃的资本也纷纷常理了一些小型银行，这些银行地资本金大多不过10万左右，存款亦不过数十万元，受到钱业人士的轻视。延揽开户钱庄都很困难。上海的外国银行方面对其更是鄙视，这些新崛起的中国银行在组织制度和主要经营方式上仿效外商银行。在业务上同时与外商银行和本国钱庄业保持着联系，更重要的是他们背靠那些大银行，收起庇护并得到国家政策上地扶植，渐渐形成上海金融市场的鼎足格局。除了原有地拆借市场、外汇市场、内汇市场之外，上海还正式形成了黄金市场、期货市场和证券市场。上海的交易所不仅有证券物品、华商证券较典型的两家，更有分别以纱布、金业、机制面粉、杂粮油饼等为标的物的交易所，生意火爆。
张文英对于华商银行的扶植是不遗余力的，其方法也非常简单，还是从前清的洋务派人物盛宣怀那里套用过来的，先是政府行公债，然后将这笔资金以“生息官款”地名义存入银行，并且短时间内绝不动用，借此增加银行地流动资金，是他们的经营规模在很短地时间内接连上了几个台阶。而张文英所得到的回报便是在刚刚结束的战争中与这些银行关系密切的江浙商人购买战争公债最为踊跃。
在政府的财政和金融政策交互作用之下，上海的全国金融中心日趋稳固，这对于上海地区民营工商业的展有明显的推动作用。作为全国最大的资金集聚地，上海的工商业较其他地区更易获得金融业的贷放款。如果考虑到金融业对公债库券的巨大的直接投资，那么完全可以认为上海金融业对政府的财政支持力度仍然大大出了对工商业的扶植。对政府而言，上海的金融中心地位先意味着上海金融业可以源源不断提供财政方面的资助，其次才是通过上海控制全国的金融。这不仅彻底扭转了民国元年政府所面对的那种窘装，而通过上海实现对全国金融的控制，也进一步完成了中央对于地方经济的掌控，使得政府的地位日益稳固，虽然对张文英不满的还大有人在，也从不缺乏野心勃勃之辈，但再想凭借一地之力对抗中央已经完全没有了可能。张文英并没有因为成就而感到志得意满，而是越的小心翼翼起来，他终究不是搞金融出身，身边这方面的人才也并不充裕，中国的底子还很薄，经不起大的折腾，而列强又在一旁虎视眈眈，他的每一步举措不得不再三掂量。
就在这时，一场大的危机已经悄然降临，张文英已经很明显的感觉到了，而对于他来说，危机又何尝不是一次新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