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可秀遇难后，与白君实、刘壮飞等于1935年初春，共建辽南临时政府（辖辽南、东边17个县广大农村），被任为政府总裁兼少年铁血军总司令。1935年5月，因再次进关求援军火、军需未果而滞留在北平。抗战爆发后于北平西郊正式创建“华北国民抗日军”，活动于河北昌平、涞源、阜平一带，并且创造了以20余人夜袭得胜门外的第二模范监狱解救数百政治犯的光荣战绩，让日本人深恶痛绝。
“钧座，据查实赵侗可是国家社会（宪政）党人。”褚寿年的担心戴季良一下子就听出来了，c.c.和c.p.都因为掌握军队而发展成国内的重要政治力量，褚寿年显然是害怕国家社会党也因为赵侗发展成一支不可控制的武装。
“现阶段属于哪个党派并不重要，而且单单凭赵侗一个人的力量，也许在平西、辽南有些影响力，要想扩大到全国，恐怕还力有不殆吧。”当然这只是冠冕堂皇的法。一方面西北开放党禁，国社党不属于被禁之列，自然不能在某人的身份上做过多的纠缠。另一方面戴季良的考量却是敌占区越来越多，各方争夺也越来越激励，他不但心国社党人来搅局，唯担心交际处的敌后农村工作不如某个组织更严密的党派。
“是，卑职立刻电令平津站与之接触。”既然戴季良不担心可能让对方坐大，褚有龄自然也不敢阳奉阴违的不接触这支或许可以纳入自己麾下的部队。
“不，与赵部接触不要用交际处的名义，我会安排马康以冀豫战区的名义派人过去联络的，至于交际处平津站可以派人渗透进去，在暗地里配合冀豫战区司令部的工作。”其实也可以通过张学良来影响这支部队，但这样一来恐怕主动权就落到了东北军的手中，戴季良显然是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发生的。“此外交际处应该迅速进入山东沦陷区，或组织必要的敌后抗日力量或将部分敌后抗战力量收拢到西北国防政府的名下。”到这，戴季良瞄了一眼意有所动的乐怡，淡淡的道。“这件事就不要政出多门了，但是做不好的话，板子可是要打在交际处的身上的。”
话虽如此，但这等于让交际处放手拥有军队，若是日后有所成效，褚有龄当居功至伟，到时候未必只是中将格可是犒赏的，因此褚有龄压抑着自己的兴奋，面色如常的应诺着。“请钧座放心，交际处有信心学在日本人的后方搞个天翻地覆。”
“我等你的好消息。”戴季良挥挥手，褚寿年再一次退了下去。“你也去忙吧。”戴季良对微微有些懊恼的乐怡吩咐着。“对了，副官室情报组要督促军情局把目光投向湖北和安徽，万一日本人溯江而上，未来未必没有你亲自出马的一天……”
1938年1月26日，日本近卫内阁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宣称：“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从此开始了武力进攻和政治诱降相结合的所谓对华新方针。
对此，武汉方面随即发表“维护领土主权及行政完整声明”，重申抗日自卫立场，保障领土主权完整。
1月28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又在日本帝国议会上发表对华议和四原则（广田四原则）：一，中国政府须放弃联共以抵抗日本及“满洲国”之政策，而与日、满合作；二，规定解除军备之区域，并在非战区成立特殊管理；三，议定中、日、满经济合作的协定；四，中国向日本交付赔款。日本政府试图以这种手段进一步分化中国国内主战和主和两派，从而达到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对于日本人的图谋，觉醒的中国人民一眼就能看穿。1月29日，以陈铭抠为主席，以宋庆龄、蔡元培、ang明、冯玉样等72人为名誉主席，邵力子、郭沫若、zhou恩来等139人为理事的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在汉口成立，这就对充斥在武汉政府中的对日投降派产生了极大的震慑。
然而更大的震慑还在后面，1月30日，西北军事法庭于郑州以韩复榘“违抗军令、坐失防地、贻误国家”为由判处死刑，当日执行！消息传出，举国震动，一个二级上将、集团军司令官，又是一省主席就这么杀就杀了，一时间所有人无不凛然，反应到前线更是效果佳，显然没有人愿意甘冒大不韪来步这位韩总司令后尘的！就连第8集团军的余部第8军团和第3集团军第55军将士也洗心革面，决心将被韩复榘丢失的荣誉重新夺回来，由此津埔路北段和胶济路的战事愈发的激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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