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瓖道：“有何特殊，但说无妨！”
赵天麟道：“流民之所以成为流民，除了天灾外，更多是人祸，许多小农户土地被大地主、劣绅巧取豪夺，或是无地耕种，或是佃户耕种之地说成抵不上田租、或是自耕小农户歉收交不上赋税，在大同镇防区，就有许多土地是被巧取豪夺，若将军敢于把这些土地没收，分给百姓耕种，自然可解决流民问题。大同镇下辖十四卫、三所，军田绝大部分被侵占，若能把被侵占军田收回来，分给流民耕种，可解决数万户流民；让流民成为军户耕种，又可为将军提供军粮；让许多人吃饱饭，他们定会感激将军，能为将军争取民心。那是一举三得。”
他徐徐道来，姜瓖不断点头认同。
“将军乃一镇总兵，解决大同镇军田被侵占问题，乃是将军职权范围，管起来名正言顺，就算是朝廷言官都找不到弹劾将军的借口，只是这样做会得罪很多人，就看将军有没有这个胆识。”
赵天麟说完后，注意着姜瓖的神情，等待着他的答复。
姜瓖没有丝毫不悦，在书房内来回踱步思索起来。
明朝的卫所制度，构想源自于隋唐的府兵制，寓兵于农。
卫所制，由军户耕种军田，需要打仗的时候调集士兵应战，无事的时候，士兵除了训练，需要在分配的土地上劳作，除满足自身需求外，给所在卫所上缴一定数额粮食，以达到卫所自给自足的目的。
凭借着这项制度，明朝不需要花费百姓的一粒米便可以供养起数量巨大的军队，可以称得上是朱元璋的骄傲了。
在明朝初期，卫所制度曾经发挥巨大作用。
明初全国所有卫所加起来，共有兵员两百余万，只要有战争需要，不需额外花粮食，就可动员大量士兵参战。
但是卫所制度后来却暴露出了诸多弊端，最终全面崩溃。
被划为军户的卫所士兵，子孙世代皆是军户，难以脱籍。
明朝重文轻武，军户被人看不起，地位甚至还不如自耕农。
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军田不断被军官、豪强侵占，明王朝又没有有效措施抑制，以至于失去土地的军户大量逃亡，要是不逃亡，只会沦为军官的奴隶。
在正统三年（1438年），明朝兵部有过全面统计，全国所有卫所逃亡士兵加起来竟达1633664人，这时开始有募兵之举。
到了明末，卫所制度几乎完全崩溃，皆采取募兵制。
明朝建立后，设立数百个卫所，由五军都督府下辖的都司管辖。
都司设立都指挥使，正二品，每个都司管辖若干卫所。
至于都司数量，各时期有增减，最少时有十三个，最多时二十一个。
明朝的每个“卫”有5600名军人，设立卫指挥使，正三品，一般每卫设左、右、中、前、后5个千户所；每个千户所1120人，每个百户所120人。
大同镇下辖14个卫、3个独立的千户所，原本的军户数额为81760人。
到了明末，大同镇所有卫所的军田，一部分被各卫指挥使司、千户、百户侵占，一部分被地主豪强兼并，已名存实亡。
大同总兵所辖之兵，全部皆是募兵制，跟辖区各卫所没什么关系。
各卫所的军官在干嘛呢？他们实际上成为了地主，军户逃亡后，就把军田租给佃户收取租金。
当然，明朝的九边重镇军队粮食，名义上需要卫所提供，那些军官也会有所表示，跟总兵保持和谐关系。
“都指挥使司”隶属于“五军都督府”，听命于兵部。
总兵则是在战时由中央下派到战区指挥作战的总指挥。下派的总兵挂将军印兼领总兵官，战争状态结束后回中央。
战争状态下，总兵的指挥权是通过地方的“都指挥使司”来实现。
在明初期的战时状态下，都司听命于总兵，但在序列上并没有直接的从属，因为总兵对都司没有人事权及奖惩权，只是临时划归总兵指挥。
从制度上讲，都指挥使是有品级的官职，属于卫所制序列，总兵官是无品级的差遣，属于镇戍制序列，两者分属不同序列，不存在从属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