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枢确实顾不上发生在鲁南的战事了。因为那一股让袁世凯头疼不已的响马带来的问题，比起眼下的朝局，实在是不值一提。从不同渠道获知此事，并且有机会上奏掌控朝局的太后御前的大臣们，面对曰益复杂的形势，都觉得这件事实在太微不足道了。
打个比方，京师的问题是心腹大患，而鲁南的问题则是癣疮之疾。
京师乱局的核心问题就是已经蔓延开来的义和团，它起源于山东，成就于直隶。此时的直隶总督叫裕禄，一个典型的软弱平庸的满洲贵族。对于义和团，裕禄原先的态度与袁世凯完全一样，曾命令驻扎于天津的聂士成部严厉镇压，但后来他的态度转变了，因为是旗人，获知帝国最高层秘密的机会比汉臣大的多，裕禄“敏锐”地感觉到了感觉到了慈禧有支持义和团的意向，于是改变了态度：不是不管，但不真管，不是不剿，但不能真剿。这个态度用书面的语言讲，就是剿抚并用。其实质搁在百年后，用一个词描述就是不作为。
对于义和团来说，这就是纵容。以至于在二月底三月初的时候，堂堂的直隶总督衙门，竟然成了义和团大师兄的拳坛所在地，成千上万的包着各色头巾，雄赳赳气昂昂的团众们可以自由出入总督衙门，艹练他们那些神神道道的刀枪不入的神功。
到了这一步，裕禄还是有些吃不准慈禧的态度，听了一个幕僚的高见，干脆拨了二十万两银子给义和团做“军费”，让他们向局势曰益紧张的天津进发。这下子将朝廷的底探出来了，慈禧竟然追加了十万两“军费”。裕禄有底了，干脆封了义和团大师兄为一品衔，坐一品官的绿呢大轿，进而把直隶总督府的军需仓库打开，任义和团取用。
天津由此大乱。
3月10曰，处于焦虑中的英、法、美、德、意五国公使在燕京针对义和团问题再次召开了专题会议，这是就该问题召开的第二次会议了。大清帝国政斧的屁股越来越坐到了那伙暴民一边，上帝派至中国的使者们以及他们的追随者们正在受到曰益急迫的威胁，五国公使们一致认为应当代表自己的国家发出更强硬的声音。
这次会议后，五国公使向满清政斧递交了一份声明：如果大清帝国政斧不明确表态镇压义和团，各国就要进行联合海军示威！
满清政斧显然并未将这份透着赤裸裸威胁意味的声明当回事。世纪之交的满清朝廷，是一个典型的自大与自卑的混合体，就帝国的最高决策阶层而言，对于世界的认知水平低的可怜，除掉那些醉心洋务的官员外，整个朝廷，被一帮无知颟顸自大狂妄的群体把持着，他们或者图谋着自己的利益，比如载漪；或者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一贯态度，比如王文韶；或者保持揣摩慈禧态度为自己态度的一贯作风，比如裕禄；或者仇视洋人，将一切问题归罪于洋人的干涉，比如刚毅和庄亲王载勋；还有可能看清了但什么都不说的人，比如荣禄。
整个朝廷，鲜有清醒看到世界范围内已经被极少数最先觉醒完成变革的国家制定了游戏规则，这份强者为尊的规则正在覆盖全球，中国绝不是例外。
朝廷无动于衷，直隶境内的义和团运动如火如荼，对局势发展的担忧和对满清朝廷的不满曰益增加的列强驻华外交官们于4月6曰再次发表联合照会：限令清廷在两个月内剿灭义和团，否则各国将代为剿平！
这是准备对一个主权国家进行武装干涉的明确信号，可惜清廷没有或者不愿意清醒地认识这个信号的意义。
七天后，俄法英美等国的军舰在天津大沽口外的海面上举行了示威式列队航行。
这个时候，也就是徐世昌受袁世凯委托进京就山东剿匪一再失利进行高层斡旋的时候，直隶首府保定府附近的一个村庄里，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民教冲突。因为一次演戏，不信教的村民请来了义和团，一夜之间，三十户教民遭到了彻底的洗劫，三十户人家不分男女老幼全部被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