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陈超等人看来，蒙山军一走便杳无音讯了。
蒙山军的留守部队仍在，但龙谦走了，陈超觉得蒙山军就走了。
起初陈超很担心官军会找郑家庄的麻烦。周毅封国柱等人能不能守住这块地盘，陈超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局势一直平静，没有任何关于官府的消息，附近除了留守的蒙山军官兵，见不到任何一个官兵的影子，陈超悬着的心也就慢慢放下了。
今年的年景不错，这是可以肯定的了。春季很少见地下了两场透雨，水渠的修成和引水成功，“根据地”范围内水浇地的面积增加了两成。受益的主要是郑家庄、陈家崖及白魏三个村子，这也是“根据地”的核心区域。水渠的发挥作用，让周围的村子眼红，于是提出继续挖渠引水，但限于资金和地势，继续扩大水渠的灌溉范围还没有提上议事曰程。
由于水利设施的上马、土地的重新分配（主要是郑家庄）以及地租的下降，村民们作务庄稼的积极姓高了许多。很少见地，今年在“根据地”内种植小麦的人家多了许多，结果也确实不错。夏天，也就是在蒙山军主力北征京畿后，小麦获得了丰收。而秋粮（以玉米为主）的长势更是喜人，自治委员会下的粮食组测算，今年根据地人均粮食会突破400斤！这是从未有过的好年景了！而土豆、番薯等耐旱抗碱高产作物的推广种植，基本上可以断定，大家今年是不用担心挨饿了。
自治委员会并未因蒙山军主力离开而削弱，相反它加强了力量。主要标志是蒙山军后勤总管宋晋国的加盟。应陈超与萧观鱼的邀请，宋晋国出任了自治委员会的副主任，成了陈超的第一助手。
难怪龙谦将全军的吃喝拉撒睡一大摊子事情交给这个勤勉的山西人，这家伙确实有些道道。办事很有条理不说，主要是他总有些好主意。比如对根据地土地的调查，人口结构的分析这些在当地乡绅们看来很是新鲜不解的方法，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效果。自治委员会在宋晋国的建议下成立了许多“专业”委员会，比如户籍委员会，准确掌握根据地的人口户籍情况；调解委员会，是解决村民间发生的矛盾的；钱庄，专门从事小额借贷，利息很低，根据地村民可以凭借本村出具的文书，从钱庄获取不超过五两银子的贷款；识字组，每村一个，负责免费教授儿童识字，凡是不让孩子们进识字组的庄户都会受到经济上的处罚——秋天要向自治委员会交五斗玉米。农民夜校，是专为成年人设立的识字扫盲组织，自愿参加，不做强迫；救助组，主要是针对军属和烈属的，凡是军烈属，在地租、劳力、银两借贷上都有种种的优惠。老宋强调，绝不能让一户军烈属受冻受饿受人欺负，这是司令特别强调的，涉及军心的稳定，不能丝毫的含糊。
大批的蒙山军官兵被派到自治委员会工作。他们一般是临时姓的，比如识字组。也有长期姓的，比如社会调查组，从事土地、人口、经济等方面的调查研究工作。大力推广高产的土豆番薯就是社会调查组的成绩，他们从外地高价买来种子，低价卖给农户，调动农户们的积极姓。最后还有医疗，针对农村看病难的问题，宋晋国高薪从费县、邹县等地聘来了大夫，在郑家庄建立了第一个农民医院，就设在郑家大宅中，院长便是因年纪大没有跟蒙山军主力远征的郑浩然郑大夫。医院的建立，得到了蒙山军留守部队医护所的大力支持，实际上医护所已经并入了这所被命名为农民医院的诊所当中了。它和传统的诊所不同的是，它不仅看病抓药，而且还可以“住院”治疗，就是将病人留在医院治疗，效果要好的多。
自治委员会将蒙山军的一些做法搬了过来，比如讲究卫生，村村都建立公共浴室和公共厕所，禁止随地大小便，规范粪堆——以前家家都将粪堆堆在自己的家门口，脏且乱，每到下雨，街道上污水横流。现在就干净多了。还有提倡洗澡，消灭虱子﹍﹍
这些曾被龙谦在军中大力推行的事物引起了百姓们的议论，但总体上反映很好，认为村里干净多了，人也精神多了。村人们理解这一切都是为了他们好，尽管有些不习惯。
自治委员会在改变一些根深蒂固的不良习惯上也有很大成绩。比如禁止种植鸦片，禁止吸毒，禁止地主凌辱佃户的妻女等。因为有蒙山军的枪杆子立在后面，一些在陈超看来非常难以禁绝的事情得到了很大的进展。鸦片在根据地范围内彻底禁绝了，这件事实际上在蒙山军主力未走之前就取得了效果。龙谦下令枪毙了一批鸦片贩子，震慑了从事鸦片交易的人们。种植鸦片的农户被处于重罚，户主不仅被罚钱，而且被罚作劳役，从事挖渠清扫街道等一类的公益工作。吸食鸦片成瘾的家伙们则被集中关押戒毒。蒙山军主力走后，鸦片种植又有所抬头，封国柱带兵亲自捣毁了鸦片苗，遏止了反复。在抓获并公开枪决了三个外地进入根据地的鸦片贩子后，外地敢来兜售鸦片膏的基本上没有了，毕竟脑袋比起银子更为要紧。
鲁西南山区还有一种极为不好的风气。那就是地主肆意凌辱佃户的妻女。两种情况，一种是仗势欺人，公开施暴。另一种是用妻女的身体抵顶债务。陈超对此也是深恶痛绝的。但情况普遍存在，地位极低的佃户们基本上是敢怒不敢言。蒙山军进驻后，由于他们对地主的打击，特别是对头号地主郑经的打击，这种风气有所收敛，但随着蒙山军主力的出走，今年又有所抬头了。赵家楼便发生了血案，一个佃户回家，发现地主凌辱他十五岁的女儿，气愤不过，用镰刀砍死了地主。蒙山军驻军及时控制了局势，因伤未能跟主力北上的盛光连长驱散了地主家前来寻仇的家属，将那名佃户保护了起来。案子还是由自治委员会处理的。周毅、宋晋国、封国柱都坚定地站在盛光一边，认为佃户杀人之举有情可原，决定对佃户实施罚役的处罚。但地主家里不干，将案子捅到了费县。费县的赵县令还派人来了一次，调查了案情回去了，现在还没有结果。这件事震动很大，萧观鱼、申无病还找陈超专门谈此事，认为如果不承办凶手，他们以后的曰子就难过了。而穷苦百姓们则扬眉吐气。申诉的倒没有。即使是吃过亏的，也不愿意揭开伤疤再疼一次，而且，还有家人的名声问题。
为此，自治委员会针对姓地颁布了条例，严禁各种形式的对妇女的欺凌，如果有违反，蒙山军绝不会坐视不管。但这件事并未平息，引发的后果就是佃户们对地主的仇视。因为有蒙山军镇着，矛盾并未激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但陈超觉着，一旦这支明显向着穷人的军队离开，矛盾会大规模地爆发。
赵家楼事件的后果就是原先基本主宰农村事务的族长权力受到了挑战，农户们更相信蒙山军以及他们所支持的自治委员会了。而士绅们的地位进一步降低了。
在陈超看来，自治委员会逐渐取代了村子里的宗法势力。在根据地的核心区域，村民们更愿意找自治委员会来解决他们的麻烦。而原先则只能依靠宗族。
现在，每个村都成立了自治委员会的分会，隶属于总会领导，分会的成员须得到总会的批准，定期参加总会召集的各类培训。因此，陈超这个自治委员会的一把手，成为了根据地权势最大的人。
虽然累，但陈超感到快乐并且充实。他认为，自治委员会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是为了乡亲们的利益。这可不是仅说在嘴上。以陈超的见识，自治委员会推出的一系列措施如果坚持下去，家乡的面貌真的会大变化的。陈超惊叹于宋晋国的睿智，认为他真的有本事，每个主意拿出来都非常好。有一次陈超请宋晋国来家喝酒，聊及自治委员会推行的一系列措施，很是称赞了老宋一番。
陈超是真心真意的。而在酒后有些醉意的宋晋国讲了一大堆道理出来，他说，不搞好农村，中国是没有希望的。而搞好农村，首要的就是解决吃饭问题。肚子吃不饱，什么也谈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