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赵祯看自己，李迪道：“中书以为此事可行，现在有活字来印，所费并不多，而且方便快捷。最近新政确实不少，一般官员身份所限，难免有管中窥豹之感。如果能详读这一次的《会计录》，可解心中疑惑，对新政认识得更加清楚一些。”
《会计录》的好处就在这里，是对整个国家经济的一次总结，不但包括了一段时间的经济数据，而且描绘出了整个经济运行的轮廓。大部分的官员实际上见识还是被自己的身份限制住，对全局性的问题没有认识，利用这个机会，正好补上不足。
事情定下，徐平又道：“常言道无规矩不成方圆，天下钱粮事务，当然也要守规矩。这一两年来，关于三司事务的诏敕极多，在其他衙门的官员眼里，难免显得凌乱，想要了解也无从下手。臣请来年编关于三司钱粮事务的诏敕，以让天下钱粮事有章可循。”
赵祯沉吟：“编敕是朝廷大事，《天圣令》印颁天下未过十年，来年编敕是不是太过密集了些？会不会让官民无所适从？再过两三年，律令当重新看详，你们三司可不可以等到那个时候，跟其他衙门一起来编？诸事合在一起，总是简便些。”
宋朝并没有成文法典，用的是《唐律》，修改用诏、敕、令、例等等方式。所以官员在处理政务的时候，成例特别重要。宋承唐制，这样做勉强还可以，现在徐平对经济进行了极大的变革，《唐律》已经不能适应现在的现实了。重修法典是极大的政治动作，而且代表了朝廷的政治态度，徐平现在的地位是不可能做到的。折衷的办法，还是用编敕的形式来确立新法。至于彻底建立新的法律体系，只能一步一步慢慢来。
宋朝初年并没有专门的编敕机构，最早都是由大理寺负责，后来往往临时差官。到了天圣七年，才开始设“详定编敕所”，命宰相吕夷简和枢密副使夏竦提举管勾。那之后，编敕所便就成了专门整理敕令的机构，相当于大宋的立法机关。至于各个衙门和地方州县编敕，除特殊情况都是由本衙门的官员进行，朝廷再专门差官看详删定。
三司的诏敕，自然是由徐平带本衙门的官员整理，不过他这次特意提出来，显然是超出了平常编敕的范围。简单地说，新的各种经济措施需要用成文法例的形式固定下来，不再满足于一诏一敕的解释，而是要形成系统的法令。这样做，就超出了三司的职权，所以徐平才会专门上奏，最好是有如同编敕所一样的专门立法衙门进行。
赵祯自然是知道徐平的意思，也认同有必要这样做。不过自天圣七年颁行天下《天圣令》，到现在刚好九年，稍微嫌早了一些。编敕有期，一般十年，太密了容易让官民产生混乱。赵祯的意思是，如果不是那么急切，三司可以再等上一两年，跟全国性的编敕合并到一起。那时有提举官，有删定官，有看详官，做起来方便而且从容。
徐平却知道等不得了，变法变法，法不变还怎么改革？本来正常的程序，是应该先变法令，再推行改革措施，王安石变法的制置三司条例司便就是如此。徐平因为所进行的改革措施基本与原先的法令没有大的冲突，是用一事一令的方式推行下去，正经说起来算是偷跑。到了现在，随着改革的深入，很多弊端开始显现出来，这样下去不行了。比如上次的从京师银行骗贷事件，如果没有后来的各种违法事件，单单骗贷很难处罚，便就是法律已经不能跟现实相适就了。至于公司之间的各种经济矛盾，更加让现有的法律体系捉襟见肘。很多经济矛盾，地方官都不知道该依据什么法条判案。
这种现实大家也都看在眼里，徐平提了出来，不由议论纷纷。
针对经济事务进行编敕是势在必行，不过法令改到什么程度，要遵循什么原则，很难形成一致意见。除三司之外的官员，多是倾向于对法令不要大动，特别是《天圣令》编成不易，已经颁行天下，最好是能纳入到那里面去。而三司官员受徐平影响，也更多地接触具体钱粮事务，知道原有的法律框架很难适应，多倾向于抛弃原有体系。把原先所有关于经济的法条单独摘出来，重新编修删并，形成一部专门的经济法规。这样做，就对原有的法律体系形成了冲击，经济法规独立，那其他的法规要不要独立？《唐律》还要不要用？
一时争执不下，最后赵祯道：“此事非小，急切间难下决断，当从长计议。”
李迪道：“陛下所言即是。依臣之见，不如仿天圣年间旧例，设详定三司敕令所，差宰执大臣管勾提举，先提出建议。到底该如何定夺，候详定所上章之后再论。”
赵祯点头同意：“便如此，先设详定三司敕令所，可由陈执中和韩亿提举，三司徐平以下官员看详，共同议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