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拨电话，让那名印尼服务生帮着沟通，几分钟后，服务生问我，说那位女士叫丽瓦蒂，住在雅加达，是印尼本地人。她问我们是不是在泰国专门做佛牌古曼生意。我连忙说是，服务生又和对方说了几句，就挂断电话。
“这么快就挂断了？”我问。
服务生说：“那位丽瓦蒂女士说这件事很重要，不能随便让外人翻译，她说稍后会找一个懂中文的朋友给我打电话。”虽然没谈出什么眉目，但我和方刚都敏锐地察觉到，这绝不是个小生意。
晚上大概七点多钟，有个男人打电话进来，操着江浙口音的汉语，但至少能顺利沟通。这男人先问哪位是田先生，是否方便通话，因为涉及到一些隐私，他们不想让太多的人知道。我告诉他我就是田七，屋里只有两个人，旁边还有一位方先生，是我的合伙人，在泰国认识很多高僧和阿赞法师，一般的生意都是我们共同完成。
我把手机开成免提，对方自称是丽瓦蒂女士多年的好友，姓姜，已经得到丽瓦蒂女士的授权，来和我们谈事。他说丽瓦蒂女士有位在印尼做律师的华人朋友，曾经从我这里请过一条名叫成功佛的佛牌，虽然很贵但效果不错。这几年他事业顺利，从在律师楼工作到自己开律师事务所，所以就要来了我的联系方式。姜先生上来先问我们，除了经营泰国佛牌古曼童生意之外，是否还有别的业务范围？
虽然不知道这位姜先生的想法，但我早就有了准备，告诉他：“我们除了经营泰国佛牌、古曼童，还承接驱邪法术、养小鬼、解降头甚至下降头的生意。”姜先生“哦”了声，显然很满意。
经过交谈，我俩得知丽瓦蒂的老公姓汪，已经随她移居到印尼数十年。为了称呼方便，我们还是把这位丽瓦蒂称为汪夫人。汪老板是福建人，长年做木材生意，以沉香为主，后来移民印尼入了该国籍。因为中国人喜欢名贵木材，大到家具小到把件和佛珠，销路很好，生意也越做越大。汪老板有个儿子叫汪海，是汪老板在中国时和前妻生的，汪夫人没有生育能力，所以汪老板和她没有后代。
汪海平时就瞧不起汪夫人这个只比他大五岁的印尼女人，也不希望父亲的遗产分给她一分一毫，就在汪老板重病在床的时候，天天吹风，说汪夫人的坏话。于是汪老板找律师在医院立下遗嘱，死后把所有财产都留给唯一的儿子汪海。但这个事特意瞒着汪夫人，在她出去办事的半个小时内就搞定了。
在汪老板重病的时候，汪夫人也想问他立遗嘱的事，但她对汪老板感情很深，总觉得他能挺过去，就从未提过这个事。汪老板两个月前去世，在汪夫人还没从悲痛中走出来时，汪海出示了那份遗嘱。这让汪夫人很生气，于是她把汪海告上法庭，称遗嘱是假的，要求以配偶的身份合理继承财产。官司拖了一个来月，几次开庭都纠缠不清，到现在也没出结果，十几天后还要开庭，那时候就得出判决结果，汪夫人的胜算不大。
听到这里，我心中隐隐觉得，这位汪夫人似乎在寻找另外的解决方法来搞定这场官司。姜先生说：“这还不算，就在十天前，汪夫人开车出去办事，居然刹车失灵，如果不是刚巧附近有家大型儿童乐园，汪夫人把车撞向充气城堡，说不定现在已经死了。那辆车事后检查，发现刹车片已经被人为截断一半，踩上几十脚就会裂，虽然没证据，但傻子都知道是谁干的。”
我心想那个汪海下手也真狠，有遗嘱还这么心急。姜先生说：“中国人有句话，叫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既然汪海都这样，汪夫人也不用跟他客气了。按照印尼法律，如果没有遗嘱，财产继承的第一顺位是配偶，然后才是儿女和父母。所以汪夫人想托两位帮个忙，能不能用下降头的方式，让汪老板的儿子汪海出个意外？”
果然是这样，我和方刚对视一眼，方刚朝我挤了挤眼睛。我问：“汪海有妻子和儿女吗？”
姜先生马上明白我的意思，说：“当然有，但在他还没办理遗产继承手续之前，如果意外身亡，遗嘱就会自动作废，法院将按照汪老板没有立遗嘱的方式来分配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