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怪杜守昌兴奋，大明朝的盐业制度，是坚持的食盐专卖。
所有的盐场都归官府控制，官府在盐场中设置坐场官，经营手法跟织造局、兵仗局类似。
至于盐户们，以大明朝的税收制度，他们缴纳的税收就是盐，称为盐课，交足官府规定的盐课后，多余的食盐称为余盐，这些余盐也不允许私自发卖，官府盐场会统一廉价收购。
盐户们要缴纳的盐课很多，余盐本就不多，也就是勉强糊口罢了，极少数经营好的，可以买通守场的官吏，自己雇人大量煮盐，而且偷偷贩卖余盐，不交给盐场，就像海州的卞让家，就是很大的盐户，一定程度上可以跟盐商议价。
但总的来说，盐业中，就是官府和盐商说了算，是一种官督商贩的盐业制度。
具体制度叫做“纲盐制”，大明朝将持有盐引的商人按地区分为十个纲，每纲盐引为二十万引，每引折盐三百斤，或银六钱四厘，称为“窝本”，取得盐引称为占窝，需要一次性给官府缴纳巨额盐税才能得到这些盐引。
但领取盐引则须凭引窝（又称窝根、根窝），即证明拥有运销食盐特权的凭据。盐商为了得到这种特权，须向政府主管部门认窝。认窝时，除了要证明自己的财力外，还需要有过硬的关系和门路，要交纳巨额银两。但是握有引窝的盐商就有了世袭的运销食盐的特权。
因此造成大量盐引被少部分大盐商瓜分的情况，他们用大量的金钱和关系垄断盐引，而不能买到盐引的盐商。不能在官府盐场里买到盐。无权经营盐业。就要向大盐商高价买引，大盐商则将盐引分派给中小型盐商经营，根本不用承担任何风险，每年就坐收利润，所以才能那么肥，成为大明朝第一等的商帮。
看起来买盐引就好像后世买发票一样，不一样的是，后世的政府为了让企业照章纳税。采取了极其严格的审计制度来监督，大明则是通过控制食盐生产过程，从而逼迫盐商不得不为获取盐引这种凭证而向官府缴纳大量盐税。
但是这制度如果运行的好也就罢了，明朝中期之后官吏阶层堕落腐朽，连铸钱这种事情都敢乱玩，更不要说盐引这种事情了，因此大量的富余盐户勾结盐政官员，大量贩卖私盐，所以盐引制度基本都被玩坏了，而到了现在。北京城都被占了，朝廷躲在福建瑟瑟发抖。谁还会管这些。
因此才出现了扬州商人捞过界的事情，老实说现在的盐业，基本上都成了私盐的天下。
所以淮安盐商才想通过官府将扬州商人挤出淮安去，而不能凭借盐引垄断淮安盐场的盐。
本来按照纲盐制产盐和销盐都是严格划分区域的，两淮以淮河为界，淮河以南归扬州盐商经营，淮安的盐城、通州（南通）等盐场就是扬州盐商的专属区，同样淮安盐商的区域就在淮北的海州。
历史上扬州盐商是一家独大的，但是到了明代，由于黄河夺淮入海，大量泥沙将淮南的海岸线朝大海深处推进，导致海水盐分降低，而淮北的盐度较高，地理位置也更加，因此发展成了“淮南之盐煎，淮北之盐晒”的经营格局。
淮北的盐场有条件普遍采用晒盐法，而淮南则继续使用煮盐法，由于是食盐专卖，扬州盐商倒也不在乎成本，反正苦的也是盐户，但是国家破败盐政后，海州晒盐的优势就体现出来，淮安盐商隐隐有后来居上虽然还没有超过扬州盐商，但是已经可以分庭抗礼了。
所以当淮安被清军控制，而海州被杨潮控制后，扬州盐商大批北上，勾结当地的盐场和盐户，将淮安盐商的地盘吞进去了一大部分。
所以杜守昌比扬州盐商更急切的希望得到官府的支持，更希望能够恢复纲盐制，但是杨潮可不愿意盐业在退回到官办的时代，想一想堂堂大明朝，万里海岸线，而大明的百姓却沦落到把食盐当做奢侈品，这种荒唐事情杨潮怎么能够允许他继续存在。
因此杨潮不可能答应杜守昌，但是却答应了淮安盐商可以自己开办盐场，而且不限制引数，这等于让他们直接参与到盐业的各个环节去了，杜守昌怎么能不兴奋。
于是立刻就站在了杨潮一边，开始回去组织淮安盐商配合杨潮了。
盐商是钱庄当铺行业的一头巨鳄，完全可以跟豪族和勋贵分庭抗礼的势力，他们手里也是有大量的铜钱存量的，现在想要经营盐业的盐商，不惜工本的放出去，十天之后就将银子价格拉高到了兑换八百文铜钱的价格。
而这时候扬州盐商也找上了杨潮，他们在海州大肆鲸吞淮安盐商的地盘，加上稳固了他们自己的淮南地盘，本来吃的是嘴上流油，可是打听到淮安盐商得到杨潮允许，可以自己经营盐场，让他们立刻坐立不安起来。
又看到淮安盐商帮助杨潮将铜钱价格打压下去，他们立刻就不敢观望了，派乔承望为代表来找杨潮沟通，他们也希望得到自主经营盐业的许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