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先从桃符说起吧。自古以来，中国人认为桃有辟邪的作用，先秦时代桃茆(1论)即桃木柄笤帚，具有驱鬼除邪的神奇力量。《礼记-檀弓下》说：“君临臣丧．以巫祝桃茆执戈，(鬼)恶之也。”《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就有这方面的事例。《周礼．夏官》说，诸侯盟会割牛耳取血，要用桃茢为镇物。《左传》昭公四年记载取藏冰时，要用桃木做的弓和用棘制的矢进行除灾仪式。桃符的前身是桃梗和桃枝。桃枝的辟邪作用见于《庄子》：“插桃枝于户，连灰其下。童子入而不畏，而鬼畏之。”(《艺文类聚》卷八六)将桃枝稍事加工的桃枝也有相同作用。《淮南子-诠言》篇说：“羿死于桃棓。”东汉高诱注：“桔，大杖，以桃木为之，以击杀羿，由是以来，鬼畏桃也。”如此则自传说时代，古人就有对桃木的特殊信仰。由于桃杖的神奇作用，汉有腊日前一日逐疫毕，赐公、卿、将军、特侯、诸侯“苇戟桃杖”之礼(《后汉书吼仪志》)。将桃刻削成人形也是古人采取的辟邪手段。《战国策-齐策三》说孟尝君打算人秦时，苏秦对他讲了土偶和桃梗的寓言劝止他，其中有土偶人语桃梗：“今子东国之桃梗也，刻削子以为人。”可知战国时代已有削桃木为人的桃梗。又据《后汉书-礼仪志》注，《山海经》载在度朔山，立于以大桃树枝为鬼门之上的神荼、郁垒，以苇索执鬼并喂虎。“黄帝法而象之，殴除毕，因立桃梗于门户上”。东汉《风俗通义》也引《黄帝书》讲了这个故事，并说：“于是县官以腊除夕饰桃人，垂苇索，画虎于门，效前事也。”可知汉代腊日的前夜已流行在门旁立桃梗(人)的风俗。《荆楚岁时记》讲元旦拜贺后说：“造桃板著户，谓之仙木。”可知六朝时代又出现了桃板。(作者按：该书通行本又在讲贴画鸡，悬苇索后说“插桃符其傍”，“桃符”二字有误，不取。)至迟到唐末，出现了“桃符”一词，韩鄂《四时纂要》明确指出：“仙木即今之桃符。”换言之，桃符即古之桃杖、桃梗，“符”字更清楚地表达了其驱邪作用。此后宋代盛行“桃符”的用法，前面所引的王安石《除日》诗就是一个例证。
桃本来是作为一种植物而被认为有避邪作用的。《玉烛宝典》引《典术》说桃是“五行之精”，可以厌伏邪气制百鬼，所以作“桃板”著于户(《太平御览》所引《典术》“五行之精”作“五木之精”，“桃板”作“桃人梗”)。从桃枝、桃杖到桃人梗，桃有一个人格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神格化的过程。桃板、桃符的出现正是两种过程合一特别是转变的集中体现之物。虽然资料中无南朝或更早之桃板上有字、画的记载，但是桃板，这种加工平整的东西，桃的避邪作用只是作为属性存在，它一定另有目的，根据后来文献中所记桃板上画神荼、郁垒像并写二者名字的事实，可以推断，桃板一出现可能就有图或字，或二者兼而有之。所写所画也应当是神荼和郁垒。最初桃枝、桃梗和执鬼神神荼、郁垒是两回事。一旦在桃板上画神荼、郁垒像，写上名字，就使二者合一。桃符既是原来的桃梗，又可以代表画有图形的桃板，二者有区别，也混同，在混同的情况下．桃符也就成了神荼、郁垒的代名词。
桃木板上画神荼、郁垒像并标名字的作法，兴盛于宋代。北宋高承《事物纪原．桃版》讲了度朔山的传说后写到：“故今世画神像于板上犹于其下书‘右郁垒，左神荼’，元日以置门户间也。”反映北宋风俗的《岁时杂记》也说在“桃符”上画神像，狻猊白泽之属，下书左郁垒、右神荼。由此可知，桃板可以称作桃符。图画神荼、郁垒作为避邪的桃符，一直流行到明清时代。明嘉靖《汀州府志》说：“桃符，新画桃符置户两旁，貌荼、垒于上，以厌邪魅。”明清地方志多有各地除夕挂桃符的记载。
春联的出现。至少可追溯到五代末宋初蜀主孟昶桃板题字的著名故事。宋张唐英的《蜀梼(táo)杌(wǜ)》记载，孟昶(chǎng)降宋前一年(乾德三年)的除日，让翰林学士幸寅逊在寝门的桃板上题字不如意，于是亲自题写了“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果然新年降宋，吕余庆为成都知府，而长春是宋太祖诞生13的嘉号，应了孟昶所题，成为亡蜀先兆。宋黄休复《茅亭客话》卷一也记载了这个故事，还说“每岁除日，诸宫门各给桃符一对，题‘元享利贞’四字”。看来题写一年平安词是恒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除了以往桃板、桃符主要用于辟恶外，可在上面写迎春纳福的吉利祝词，这是桃符性质的重要改变。关于此点，唐末韩鄂的《岁华纪丽》说，门署桃板是为了“纳庆”，可为注脚。
宋代桃符的迎春纳福性质更加明显，北宋《岁时杂记》说：桃符之制，以薄木板长二三尺、大四五寸为之，除了画图像外，“或写春词或书祝祷之语，岁旦则更之”。在长方形桃板上书写春词和祝福语已是桃符的一种类型。南宋高宗时修《嘉泰会稽志》卷一三也说“桃牌书左神荼、右郁垒，亦或书他语，门左右设之”。南宋时代的《梦粱录》除此记载外，市场上还卖“迎春牌儿”，除夕要“贴春牌”。看来“春牌”是迎春桃牌之意，是一种新型的桃符。桃符也就变成了两种类型。
这种桃木板所制春牌，到了明代一般成为纸制，且名为“春帖”。制作材料的改变，使春帖脱离了桃符旧制，成为独立于桃符以外的一种饰品。嘉靖福建《汀州府志》记载了桃符后，接着写到：“春帖：大夫之家俱用五色笺书联句，以贴于门或厅堂柱间，虽工贾亦买而贴之，以见除旧布新之意。”春帖又有“春对”、“春联”、“门联”等名称。其中“春联”一词，成为清代的流行用语，一直沿用到今天。
春联所贴之处，前引福建《汀州府志》说是在门或厅堂柱间，不太具体。明《月今广义》的记载更为详细，说除夕更换春帖、柱联、门额，在堂轩楣枋贴宜春、福、祷、寿等字。春联的内容，据《清嘉录》所载，“多写千金、百顺、宜春、迪吉、一财、二喜及家声、世泽等语为门联。咸集《葩经》吉语、唐宋人诗句为楹贴”。
门神形成于多种途径，最初同古人五祀信仰有关。门户主出入，与人的生活关系密切，在万物有灵的原始信仰下，人们祭之以报德。古人也认为门户与阴阳有关，《礼记．月令》有孟春之月祀户，盂秋之月祀门的说法。郑玄解释道：春阳气出，祀之于户，可纳入阳气，秋阴气出，祀之于门，可拒阴气于外。唐代孔颖达疏称，户是人之出入，有神，而门神是阴气之神。这是将门与户区别为外门和内门，无论是阴或阳二者均有神。东汉郑玄为《礼记-丧服大记》“名释菜”一词注：“释菜，礼门神也。”可知汉代已有门神一词。《荆楚岁时记》记载：“正月十五日，作豆糜，加油膏其上，以祠门户。”表明了民间对门神的信仰。
门神信仰很早就和桃梗辟邪以及神荼、郁垒抓鬼结合起来。门上画上神荼、郁垒，东汉时已见于蔡邕《独断》卷上：“十二月岁竟，常以先腊之夜逐除之也。乃画荼、垒并悬苇索于门户，以御凶也。”明确把神荼、郁垒作为门神的记载是《岁时广记》卷五《绘门神》：“《荆楚岁时记》：岁旦，绘披甲持钺二神贴户之左右．谓之门神。”又据宝颜堂秘籍本《荆楚岁时记》：绘二神贴户之左右．左神荼。右郁垒。不过以神荼与郁垒为门神在唐以后由将军等像取代，神荼、郁垒的画像以桃符称之。比如宋代，《东京梦华录》载十二月“近岁节，市井皆印卖门神、钟馗、桃板、桃符……以备除夜之用”。《梦粱录》说除夜家家“换门神、挂钟馗、钉桃符、贴春牌”。门神是与钟馗、桃符等并列的东西。南宋时代门神更为发展，有“诸班大小门神”(《武林旧事》)。其大者为“等身门神”(《西湖老人繁胜录》)，竟与成人高低相等。明清时代地方志也是将门神和桃符、春帖并列，而且此时明确记载贴门神，可知门神为纸制。民间还有悬挂钟馗像的风俗。如万历《贵州通志》载：“门挂钟馗以压邪魅”，弘治福建《将乐县志》记载：“挂钟馗于堂屋。”宋以后的上述记载说明门神既有别桃符即神荼、郁垒，也有别于钟馗。
门神产生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古代武士守门的神化。l978年夏，发掘湖北随县擂墩鼓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时，在内棺左右侧板上的户牖之旁，绘有手拿双戈的人形怪物。当是户牖之旁的守卫之神，或许与门神有某种关系。《周礼．春官》中有“师氏居虎门之左，司王朝”。注云：“虎门，路寝门也。王日祀朝于路寝，门外画虎焉，以明猛于守，宜也。”可知周天子办公之所路寝门上画虎，以示守卫。因有虎吃鬼的传说，汉代在门上画虎。《风俗通义-祀典》载县官常以腊除日画虎于门。《汉书-广川王传》记载：“其殿门有成庆画，短衣大裤长剑。”晋灼说成庆是荆轲，唐颜师古也说他是古之勇士。姑且不论成庆是何时人，总之是一位勇士，并将其画于殿门，不能确定是装饰还是门神。唐代佛教盛行，广建寺庙，寺庙门旁除绘塑一对药叉或天王作门神外，寺庙中的厨房、库房、内室等门上皆绘有门画。而手执如意或执天德瓶、口泻诸珍宝的门画．影响了后世门神画中的吉祥题材(王树村《中国民间年画史论集》，天津杨柳青画社1991年版，第60页)。宋代有关门神的记载多起来，袁褧(jiong)《枫窗小牍》说：“靖康以前，汴中门神多翻样，戴虎头盔。而王公之门至以浑金饰之。”这类头戴虎头盔、身披浑金甲的门神，应当是将军的形象。赵与时《宾退录》说：“除夕用镇殿将军二人，甲胄装。门神亦日门丞，道家谓左日门丞，右曰户尉。”可知宋代所贴门神多为将军，又称“门丞”，而且受到道教的影响。《夷坚志》戊卷十“胡画工”条讲浮梁画工胡一受邑人之托，绘门卫二神。可知当时门神是很普及的。明后期冯应京《月令广义-十二月令》记载：“道家谓门神左日门丞，右为户尉。盖司门之神，其义本出桃符，以神荼、郁垒避邪，故树之于门。后世画将军朝官诸式，复加爵鹿蝠喜宝马瓶鞍等状，皆取美名，以迎祥祉。”将军、朝官是民间流行的门神，而所附吉祥图中爵樽，借作爵秩；鹿，借音荣禄；蝙蝠，借音景福；喜鹊，借作喜庆；马，借作驿马；元宝，借作驰报；瓶、鞍借音平安。绘此八事，取爵禄福喜、马报平安八字。<div>